【飲食男女】之前在談食物可以用來當成戰爭武器的時候,提到了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徵。後來我忽然想起一本曾經被亞歷山大拿來當做行軍手冊的書,色諾芬(Xenophon)的《長徵記》,因為裡面好像也有一段文字記載了希臘軍隊被食物打敗的故事。在家里翻箱倒櫃,果然被我找到了這段有趣的經歷。
色諾芬是蘇格拉底的學生,與柏拉圖一樣,他也曾著書回憶老師的生平與教誨。可他不像柏拉圖那樣,能夠鑽研精深的哲學思想,所以他那幾本書反而更像傳記,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哲思之外活生生的蘇格拉底。就和蘇格拉底與大多數同代的雅典公民似的,色諾芬也曾參軍,但他參加的不是希臘軍隊,而是一個波斯帝國地方總督在希臘招募的僱傭軍。整場行動是個陰謀,那位地方總督的目的是帶著這群希臘人打回首都搞政變。一開始毫不知情的希臘人陷身于陌生敵境,歷盡敗仗,打到最後成了一支群龍無首的游竄盜匪,全靠色諾芬出面領導,才將殘部帶回故土。
《長徵記》記的就是這段經歷,寫得相當好看。話說當年這支敗旅一路從波斯西逃,正如古往今來一切士氣不振的部隊,成了到哪兒搶哪兒的匪徒,劫掠各地所有能用來填飽肚子的東西。其中一個他們路過的地方是今天黑海邊上的索契(Socki),也就是去年俄羅斯主辦冬季奧運的那座城市,其時正好趕上當地蜂蜜盛產,這幫希臘人自不客氣,奪下全部蜂巢,大嚼特嚼。結果他們全部中毒,上吐下瀉,而且舉止怪異有如瘋子。好在追兵謹守古禮,放過了沒有行動能力的對手,希臘軍隊才僥倖逃過全軍覆滅的大難。
這段記載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它很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記錄了「瘋蜜」這種東西的存在。今天我們在市面上買蜜糖,商家時常會標榜他們家的蜜蜂采了甚麼好花,例如香港燒嘢食常用的「荔枝蜜」,就是蜜蜂在荔枝花叢耕耘的結果。可奇珍異卉千萬,蜜糖品種繁多,就是沒聽說過有人賣「月桂蜜」和「杜鵑蜜」的,這是為甚麼呢?那是因為包括月桂在內的杜鵑花科含有「梫木毒素」,平時就算吃掉一朵月桂也沒甚麼大不了,但蜜蜂采花產蜜的過程卻會使得這種毒素高度集中,一罐蜜糖便成了濃縮的毒藥。吃下之後,不止嘔吐出汗,還會頭暈腦脹,視力模糊。我記得前兩年香港就有人吃了土耳其產的「野蜂蜜」,後來送院上報,乃本港首例。
土耳其和黑海西岸南岸地區至今盛產蜂蜜,他們尤其喜歡在早餐的時候拿出一整塊蜂巢上桌。不少遊客在當地酒店早上的自助早餐見到這陣仗,都忍不住一大匙一大匙地舀來吃。但是,只要那些蜜蜂在采花的時候采了大量杜鵑花科的花粉,這個讓人見獵心喜的美食就會成為害人的毒物了。色諾芬和他當年率領的希臘人運氣好,遇上了文明規範、不屑乘人之危的對手。
後來的人就沒這麼大方了,往往會利用軍隊一路前進一路搶掠補給的特點,故意設下「瘋蜜」陷阱。比方龐培,這位最後敗在凱撒手下的羅馬名將就曾中過這招,而且地點也是在黑海附近。公元前六十七年,不可一世的龐培領命東徵,想要征服盤踞在今天土耳其一帶的一個小王國。那個國王聰明,曉得羅馬軍團的厲害,不許力敵,只能智取,於是一直撤退,並且裝出畏懼恐慌的樣子,直到黑海沿岸的歷史名城特拉布宗(Trabzon)。正巧當時趕上蜂蜜季節,羅馬軍團就像今天的遊客,心想這回伙食好,有得加餸。結果就是全員癱瘓,慘遭敵人屠殺,足足喪失掉三個支隊的人馬。或許這就是龐培比不上凱撒,更比不上亞歷山大的原因了。如果他好好讀過色諾芬,牢牢記住古人的教訓,便不會在同一塊區域犯上前人的錯。悲劇的再度重演,不客氣地說,就是鬧劇。
2015年4月26日星期日
梁文道:打機式港獨(想像最實際之二)
【蘋果日報】梁振英曾經在施政報告裏頭點名招呼過港大《學苑》特刊,其中就有一篇叫做〈談軍政•看港獨〉的文章,被傳統左派媒體視為大逆典範,因為作者居然開宗明義地討論起了港人武力「起義」的可能。這篇文章剛剛出來的時候,我也很認真地讀過幾遍,因為這兩三年來我見過無數呼籲大家勇武抗爭,甚至流血犧牲的言論,可就是沒看到如何以暴力實現港獨的系統方案。而〈談軍政•看港獨〉的難得,正在於它真的提到了港獨武裝力量的形成辦法,以及在地作戰的走向推演。
在右翼本土主義難得的三套具體政治主張當中,「港獨派」的支持者大概要比「戀殖歸英派」多上不少。可就和後者一樣,「港獨派」想要實現目標的頭號障礙依然是中共的存在;除了等待「變天」,他們一樣也拿不出什麼像樣的實際策略。訴諸和平談判,那不只是不可能,甚至還是不被允許的,因為右翼本土主義最恨和中共當局坐下來談,任何接觸都等於妥協投降。訴諸法理,這也有許多人分析過了,目前的法律框架之內並沒有實現港獨的空間。要求國際聲援?那就和「歸英派」期待「英聯邦」諸國「義助」香港一樣,是種想像大於實際的幻夢;更何況右翼本土主義這麼強調實際,又怎能把實踐理想的手段寄望在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之上呢?
所以說來說去,欲得「港獨」,還非靠暴力不可。這很好,因為這才對上了右翼本土主義崇尚勇武的口味。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談軍政•看港獨〉這篇文章就顯得格外的有價值了。只是細讀之後,我發現自己對它的理解恰恰和袞袞建制諸公相反,它根本不是在鼓吹什麼武裝獨立,而是以沙盤推演的思想實驗告訴大家,這條路到底是走不通的。例如在談到港獨派如何成功組織本土戰力之後,作者緊接提醒:「港獨派面對的首批阻力必然是境內駐紮的解放軍部隊。又因香港毗鄰澳門,駐澳戰力亦有千人,本土部隊實際面對的是七千人眾的反動力量,其抗爭過程必然血腥」。還有:「又假如本土戰力能於境內抗爭中取得短暫勝利,成功收斂兩地駐軍武備物資,港獨隊伍仍須面對北方軍事壓境。……應對之法或曰游擊戰略,惟如此一來,香港全境形同戰區,國計民生將難以維持,結果同樣悲慘,最終大陸武力佔領香港,港獨自治徹底摧毀」。
然而,做為思想實驗,我卻嫌這篇東西還不夠周全,預設了太多「假如」不說(假如港獨派可以組織本土戰力,假如本土戰力可以戰勝駐港部隊……),它還少了許多更基礎更實際的考慮。比方說武器,我就在網上論壇見過熱血份子商量這事,頗有不知從何入手之慨。關於這點,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些信息。首先,我們該從最容易的方式入手,不求太過複雜昂貴的器材,專注在全球最通行最簡便的AK-47上頭。這具神器的黑市價格相當浮動,各地差異極大,目前最廉價的貨源來自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交界的家庭作坊,每把大約只要兩百歐元。要是按照〈談軍政•看港獨〉一文的計算,香港本土戰力成功徵召了五萬「正規軍」,一人至少一把,那便是八千四百多萬港幣。也就是說,先不管子彈,也不管如何接洽國際軍火黑市和走私,更不管怎麼「成功徵召」五萬熱血正規軍,港獨派大概得先準備八千多萬港幣現金(一個淺水灣豪宅單位的價錢)。
有了武器,還得訓練,訓練的又不只是開槍方法,還包括林林總總的戰術調教以及軍事教育。這類訓練,恐怕很難在港本土完成(你不會以為War Game就算是吧?)。幾萬人,不,就說幾千人好了,目前全球可以為這麼多人提供這類訓練,又不必正式參報某國軍隊,還能不動聲色暗地進行的,恐怕還是阿、巴邊境,伊拉克與敍利亞接壤地區,以及北非一帶。難題在於這些地區的軍事組織要求嚴格,其中一項至少得是宗教信念的考核,港獨熱血青年不能不做心理準備。
我們還可以細密推想其中每一個步驟,比如進軍將軍澳電視城的方略(攻佔電子傳媒,乃是任何政變的首要動作),而且每一步都難如登天。但是,正像另一篇網上奇文〈香港獨立建國與1941香港保衞戰〉所言,儘管從歷史和地理上看,香港根本沒有條件搞港獨,有着各式各樣的先天限制,「可新加坡與以色列雖被強敵包圍卻能獨立建國。為何新加坡能,以色列能,而香港不能?答案僅四字:決心、毅力」。
我想,這就是右翼本土主義「實際」觀的要點了,「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心,單隨國師學習蔡李佛拳法,修煉神功護體,那武力建國的夢想也是可以成就的。
在右翼本土主義難得的三套具體政治主張當中,「港獨派」的支持者大概要比「戀殖歸英派」多上不少。可就和後者一樣,「港獨派」想要實現目標的頭號障礙依然是中共的存在;除了等待「變天」,他們一樣也拿不出什麼像樣的實際策略。訴諸和平談判,那不只是不可能,甚至還是不被允許的,因為右翼本土主義最恨和中共當局坐下來談,任何接觸都等於妥協投降。訴諸法理,這也有許多人分析過了,目前的法律框架之內並沒有實現港獨的空間。要求國際聲援?那就和「歸英派」期待「英聯邦」諸國「義助」香港一樣,是種想像大於實際的幻夢;更何況右翼本土主義這麼強調實際,又怎能把實踐理想的手段寄望在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之上呢?
所以說來說去,欲得「港獨」,還非靠暴力不可。這很好,因為這才對上了右翼本土主義崇尚勇武的口味。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談軍政•看港獨〉這篇文章就顯得格外的有價值了。只是細讀之後,我發現自己對它的理解恰恰和袞袞建制諸公相反,它根本不是在鼓吹什麼武裝獨立,而是以沙盤推演的思想實驗告訴大家,這條路到底是走不通的。例如在談到港獨派如何成功組織本土戰力之後,作者緊接提醒:「港獨派面對的首批阻力必然是境內駐紮的解放軍部隊。又因香港毗鄰澳門,駐澳戰力亦有千人,本土部隊實際面對的是七千人眾的反動力量,其抗爭過程必然血腥」。還有:「又假如本土戰力能於境內抗爭中取得短暫勝利,成功收斂兩地駐軍武備物資,港獨隊伍仍須面對北方軍事壓境。……應對之法或曰游擊戰略,惟如此一來,香港全境形同戰區,國計民生將難以維持,結果同樣悲慘,最終大陸武力佔領香港,港獨自治徹底摧毀」。
然而,做為思想實驗,我卻嫌這篇東西還不夠周全,預設了太多「假如」不說(假如港獨派可以組織本土戰力,假如本土戰力可以戰勝駐港部隊……),它還少了許多更基礎更實際的考慮。比方說武器,我就在網上論壇見過熱血份子商量這事,頗有不知從何入手之慨。關於這點,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些信息。首先,我們該從最容易的方式入手,不求太過複雜昂貴的器材,專注在全球最通行最簡便的AK-47上頭。這具神器的黑市價格相當浮動,各地差異極大,目前最廉價的貨源來自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交界的家庭作坊,每把大約只要兩百歐元。要是按照〈談軍政•看港獨〉一文的計算,香港本土戰力成功徵召了五萬「正規軍」,一人至少一把,那便是八千四百多萬港幣。也就是說,先不管子彈,也不管如何接洽國際軍火黑市和走私,更不管怎麼「成功徵召」五萬熱血正規軍,港獨派大概得先準備八千多萬港幣現金(一個淺水灣豪宅單位的價錢)。
有了武器,還得訓練,訓練的又不只是開槍方法,還包括林林總總的戰術調教以及軍事教育。這類訓練,恐怕很難在港本土完成(你不會以為War Game就算是吧?)。幾萬人,不,就說幾千人好了,目前全球可以為這麼多人提供這類訓練,又不必正式參報某國軍隊,還能不動聲色暗地進行的,恐怕還是阿、巴邊境,伊拉克與敍利亞接壤地區,以及北非一帶。難題在於這些地區的軍事組織要求嚴格,其中一項至少得是宗教信念的考核,港獨熱血青年不能不做心理準備。
我們還可以細密推想其中每一個步驟,比如進軍將軍澳電視城的方略(攻佔電子傳媒,乃是任何政變的首要動作),而且每一步都難如登天。但是,正像另一篇網上奇文〈香港獨立建國與1941香港保衞戰〉所言,儘管從歷史和地理上看,香港根本沒有條件搞港獨,有着各式各樣的先天限制,「可新加坡與以色列雖被強敵包圍卻能獨立建國。為何新加坡能,以色列能,而香港不能?答案僅四字:決心、毅力」。
我想,這就是右翼本土主義「實際」觀的要點了,「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心,單隨國師學習蔡李佛拳法,修煉神功護體,那武力建國的夢想也是可以成就的。
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
梁文道:農民如何成為盜匪(下一代人吃甚麼二之二)
【飲食男女】 古人一定不能明白,為甚麼我們今天這個世界有四分之三,數以億計的飢民是住在農耕地區的。那些土地就算不是頂級,起碼也夠肥沃,應該足以養活那些餓着肚子等救援的人。他們為甚麼不耕種,為甚麼不自己下地?他們是不是太懶?
西非利比里亞的Pa Sando就是一個能說明問題的好例子。根據英國《衞報》2012年2月29日的報道,這位鄉村地區的酋長本來撿可可豆撿了三十年,但現在他再也無法回到他所熟悉的那種生活。因為那片從他祖父開始經營的可可園,已經全被一家馬來西亞公司收購掉了。他對記者指着那片他被禁足的園地說:「這一切原本全是我的,但它們現在走了。」在整個土地「轉讓」過程裏面,沒有協商,沒有議價,根本沒有人問過他一句話。那是政府和這家跨國集團之間的私事,他只能眼睜睜看着軍警闖入,看着推土機鏟走那祖傳的可可林。然後改種油棕,一種用來餵飽汽車的植物。
跨國土地交易有時候就是這麼回事。一些有錢但是土地資源開始緊絀,又或者根本種不出東西的國家如韓國、中國、馬來西亞,與沙地阿拉伯,紛紛跑到貧困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收購土地。那些國家的政府官員樂於這種買賣,因為可以換取他們急需的金錢。而富國也當然愛和這類地方交易,因為他們缺錢,而且法治不彰,民主意識匱乏,每一筆生意都能省掉一大堆麻煩,比如說和農民談判,建設合乎第一世界標準的排污設施。
於是大批大批的小地主被人從自己的土地上趕了出去,從可以自給自足的農民變成了等待援助的飢民。他們之所以需要援助,是因為那些新建的農場甚至不會請回他們當工人。在那些被圈走的土地上勞動的,往往是新地主本國企業的員工,以及更有效率的機器。也就是說,這類土地交易甚至不會為當地製造出太多的就業機會,他們製造出來的,通常是比以前更窮更飢餓的百姓。至於買家,則能在這些交易裏頭得到他們想要的糧食,他們的汽車所要消耗的能源(世界上有近十億飢民,可耕種的土地卻拿去餵車,這豈不是件怪事?),還有增長可期的獲利機會(根據『Land Matrix的檔案,香港特區政府和註冊在香港的公司一共完成了三十五項跨國土地交易,主要都是用來投資)。
然後人類熟悉的血腥氣味就又開始在空氣中傳播開來了。失地的農民成了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或者自己起義,或者加入叛軍與激進的極端組織。他們甚至乾脆直接淪為盜匪,搶劫國際救援機構運給難民營的糧食。所以近年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軍隊開始有了新任務,像巴基斯坦那樣,在每一輛運送穀物的卡車上佈置至少一名武裝士兵。要是正規武力不夠用,土地交易的買方就會聘請私人保安公司與僱傭兵,以防自己的財產遭到劫掠。他們要防的壞人,就是原來住在那些土地上耕作的農民。
西非利比里亞的Pa Sando就是一個能說明問題的好例子。根據英國《衞報》2012年2月29日的報道,這位鄉村地區的酋長本來撿可可豆撿了三十年,但現在他再也無法回到他所熟悉的那種生活。因為那片從他祖父開始經營的可可園,已經全被一家馬來西亞公司收購掉了。他對記者指着那片他被禁足的園地說:「這一切原本全是我的,但它們現在走了。」在整個土地「轉讓」過程裏面,沒有協商,沒有議價,根本沒有人問過他一句話。那是政府和這家跨國集團之間的私事,他只能眼睜睜看着軍警闖入,看着推土機鏟走那祖傳的可可林。然後改種油棕,一種用來餵飽汽車的植物。
跨國土地交易有時候就是這麼回事。一些有錢但是土地資源開始緊絀,又或者根本種不出東西的國家如韓國、中國、馬來西亞,與沙地阿拉伯,紛紛跑到貧困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收購土地。那些國家的政府官員樂於這種買賣,因為可以換取他們急需的金錢。而富國也當然愛和這類地方交易,因為他們缺錢,而且法治不彰,民主意識匱乏,每一筆生意都能省掉一大堆麻煩,比如說和農民談判,建設合乎第一世界標準的排污設施。
於是大批大批的小地主被人從自己的土地上趕了出去,從可以自給自足的農民變成了等待援助的飢民。他們之所以需要援助,是因為那些新建的農場甚至不會請回他們當工人。在那些被圈走的土地上勞動的,往往是新地主本國企業的員工,以及更有效率的機器。也就是說,這類土地交易甚至不會為當地製造出太多的就業機會,他們製造出來的,通常是比以前更窮更飢餓的百姓。至於買家,則能在這些交易裏頭得到他們想要的糧食,他們的汽車所要消耗的能源(世界上有近十億飢民,可耕種的土地卻拿去餵車,這豈不是件怪事?),還有增長可期的獲利機會(根據『Land Matrix的檔案,香港特區政府和註冊在香港的公司一共完成了三十五項跨國土地交易,主要都是用來投資)。
然後人類熟悉的血腥氣味就又開始在空氣中傳播開來了。失地的農民成了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或者自己起義,或者加入叛軍與激進的極端組織。他們甚至乾脆直接淪為盜匪,搶劫國際救援機構運給難民營的糧食。所以近年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軍隊開始有了新任務,像巴基斯坦那樣,在每一輛運送穀物的卡車上佈置至少一名武裝士兵。要是正規武力不夠用,土地交易的買方就會聘請私人保安公司與僱傭兵,以防自己的財產遭到劫掠。他們要防的壞人,就是原來住在那些土地上耕作的農民。
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
梁文道:勇武等待、大膽想像(想像最實際之一)
【蘋果日報】既然說過右翼本土主義在中港政局觸發的實際政治效應,我們現在不妨接着探討林林總總的右翼本土主義究竟有些什麼主張,以及實踐這些主張的步驟與策略。但一談到這點,我們馬上就會碰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像呂大樂說過的,目前盛行的右翼本土主義恐怕連一個「主義」都還談不上,因為它更像是一股否定的情緒,多於一套完整而可行的綱領。他們知道自己討厭大陸遊客、討厭「雙非」,也知道自己抗拒中共,甚至不想做中國人;也許他們還知道香港人應該有套不一樣的認同,以及適應這個認同的政治安排。但那個政治安排到底是什麼?他們又好像說不上來,或者不敢直白。
當然,在這股情緒之中,我們還是可以疏理出三套相對清晰的論述。它們分別是:一、城邦建國論,二、香港獨立論,三、回歸英殖論。對這三套東西不贊成它們的論者往往嗤之以鼻,不願深究,覺得它們脫離現實。有趣的是,信奉這三套論說以及傾向右翼本土主義的人卻反而愛談「實際」。原因是他們所反對的傳統泛民脫胎自當年的「民主回歸派」,寄香港民主希望於中共,已被現實證明其虛妄,於是港人回過身來自求多福,方為實際路徑。故此他們自然有責要為大家描繪出一幅步步分明的路線圖,引導港人走向他們設想的康莊大道。也就是說,這三套主張的支持者應該已經有了明確的方案,告訴我們「城邦建國」、「香港獨立」以及「回歸英殖」這三個目標不只可欲,並且可行。儘管我也不贊成這三套論述,但我相當認真地讀過他們成文的見解,甚至還試着替他們思考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可惜許是資質所限,我就是想不通為什麼它們是「實際」的。
且以這三套主張眾多共通前提的其中一種為例:中共崩潰。不管是要以一城之地重光華夏,還是乾脆宣佈港獨,又或是主動要求英國接收,這些分歧立場的支持者往往都喜歡預言中共統治的崩潰。因為這三種主張的難關皆為擺脫中共統治,於是只要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瓦解了,天下大亂,香港便有可乘之機,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然而,先不談為什麼中共崩解,香港就必然會有自決的自由與永世的太平(台獨陣營裏頭便有一種想法,認為中國大亂只會為台灣帶來即時的軍事威脅),我好奇的是他們對這個預言的態度。要知道八九以降,幾乎每年都有人預言共產黨快要完蛋,最近的例子是一向看好中國前景的美國學者沈大偉。這些預言或許有據,或許荒誕,重點是這三派人是打算把他們心目中的香港前途押在這類預言上嗎?
如果不想把他們口中的「實際」淪為一場賭局,他們大概就得協助促成中共統治的瓦解了。可是右翼本土主義與傳統泛民的最大區別之一正是拒絕「北望神州」,就像陳雲所說的,「井水不犯河水」。連支聯會紀念六四,或者其他「左膠」那樣子關注李旺陽等內地維權案件,都會被他們打成「出賣香港」的叛徒作為,他們又怎能主動投入到更激進的反共運動裏去呢?所以,起碼在這一點上,他們和期待中共會自我改革,又或至少實現對港諾言的傳統泛民並沒有多大的不同。分別僅在於傳統泛民還會為內地自由派人士及維權運動敲邊鼓,而他們卻是單純坐等預言的兌現。而他們對中共這個頭號對手的「實際」策略,原來就是等它滅亡。如果大家喜歡的話,我們也可以管把這個策略叫「勇武地等待中共滅亡」,簡稱「勇武滅共」,意思是只要你勇武期待,中共就會自己垮台。
更有意思的是,這三套主張的支持者有時會為了誰比較「實際」而爭論,例如TS、David及汶俊等三位作者在博客《書史小齋》上發佈的「香港歸英論」,其中一篇文章的題目是〈「先歸英,後獨立」比較可取〉。這篇文章的前兩段分別從「現實角度」指出「城邦自治,問題重重」與「香港獨立,孤掌難鳴」,然後試着論證為什麼香港就算獨立,也先得經過回歸英治這一程序。其中考慮不可謂不周全,既談到了英聯邦諸國如何該在香港斷水斷電的情況下伸出援手,又提到了背靠英國應該可防「美帝」霸權。不過,先撇開作者種種應然層面的推論(例如英國該『有道義……給予香港一定數量的軍事支援』,又如港人歸英乃『出於一種道德上的要求』),我還是把焦點放在一個最基本的實際問題上頭,那就是英國為什麼,又憑什麼要接受香港的「回歸」?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曾經提出「主權換治權」,且不可得,何以現在就能大方「接回」香港?說到實際,這個世界上恐怕很難找到比英國政客更實際的人了,所以他們才會不顧美國反對,加入中國牽頭的「亞投行」。這幾位「歸英派」論者是否對國際政治和英國政壇內情別有洞見,使得他們能夠得出「回歸」英治比較「可取」的結論呢?
如此認真對待此等許多人眼中的謬論,一來固然是為了迎合右翼本土主義崇尚「實際」的風氣;二來則是因為這是右翼本土情緒中少有的政治方案之一;更要緊的,是它還代表了「港獨」論以及「城邦」論的共通邏輯──一種憑借想像力來代替推論與現實的邏輯。
當然,在這股情緒之中,我們還是可以疏理出三套相對清晰的論述。它們分別是:一、城邦建國論,二、香港獨立論,三、回歸英殖論。對這三套東西不贊成它們的論者往往嗤之以鼻,不願深究,覺得它們脫離現實。有趣的是,信奉這三套論說以及傾向右翼本土主義的人卻反而愛談「實際」。原因是他們所反對的傳統泛民脫胎自當年的「民主回歸派」,寄香港民主希望於中共,已被現實證明其虛妄,於是港人回過身來自求多福,方為實際路徑。故此他們自然有責要為大家描繪出一幅步步分明的路線圖,引導港人走向他們設想的康莊大道。也就是說,這三套主張的支持者應該已經有了明確的方案,告訴我們「城邦建國」、「香港獨立」以及「回歸英殖」這三個目標不只可欲,並且可行。儘管我也不贊成這三套論述,但我相當認真地讀過他們成文的見解,甚至還試着替他們思考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可惜許是資質所限,我就是想不通為什麼它們是「實際」的。
且以這三套主張眾多共通前提的其中一種為例:中共崩潰。不管是要以一城之地重光華夏,還是乾脆宣佈港獨,又或是主動要求英國接收,這些分歧立場的支持者往往都喜歡預言中共統治的崩潰。因為這三種主張的難關皆為擺脫中共統治,於是只要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瓦解了,天下大亂,香港便有可乘之機,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然而,先不談為什麼中共崩解,香港就必然會有自決的自由與永世的太平(台獨陣營裏頭便有一種想法,認為中國大亂只會為台灣帶來即時的軍事威脅),我好奇的是他們對這個預言的態度。要知道八九以降,幾乎每年都有人預言共產黨快要完蛋,最近的例子是一向看好中國前景的美國學者沈大偉。這些預言或許有據,或許荒誕,重點是這三派人是打算把他們心目中的香港前途押在這類預言上嗎?
如果不想把他們口中的「實際」淪為一場賭局,他們大概就得協助促成中共統治的瓦解了。可是右翼本土主義與傳統泛民的最大區別之一正是拒絕「北望神州」,就像陳雲所說的,「井水不犯河水」。連支聯會紀念六四,或者其他「左膠」那樣子關注李旺陽等內地維權案件,都會被他們打成「出賣香港」的叛徒作為,他們又怎能主動投入到更激進的反共運動裏去呢?所以,起碼在這一點上,他們和期待中共會自我改革,又或至少實現對港諾言的傳統泛民並沒有多大的不同。分別僅在於傳統泛民還會為內地自由派人士及維權運動敲邊鼓,而他們卻是單純坐等預言的兌現。而他們對中共這個頭號對手的「實際」策略,原來就是等它滅亡。如果大家喜歡的話,我們也可以管把這個策略叫「勇武地等待中共滅亡」,簡稱「勇武滅共」,意思是只要你勇武期待,中共就會自己垮台。
更有意思的是,這三套主張的支持者有時會為了誰比較「實際」而爭論,例如TS、David及汶俊等三位作者在博客《書史小齋》上發佈的「香港歸英論」,其中一篇文章的題目是〈「先歸英,後獨立」比較可取〉。這篇文章的前兩段分別從「現實角度」指出「城邦自治,問題重重」與「香港獨立,孤掌難鳴」,然後試着論證為什麼香港就算獨立,也先得經過回歸英治這一程序。其中考慮不可謂不周全,既談到了英聯邦諸國如何該在香港斷水斷電的情況下伸出援手,又提到了背靠英國應該可防「美帝」霸權。不過,先撇開作者種種應然層面的推論(例如英國該『有道義……給予香港一定數量的軍事支援』,又如港人歸英乃『出於一種道德上的要求』),我還是把焦點放在一個最基本的實際問題上頭,那就是英國為什麼,又憑什麼要接受香港的「回歸」?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曾經提出「主權換治權」,且不可得,何以現在就能大方「接回」香港?說到實際,這個世界上恐怕很難找到比英國政客更實際的人了,所以他們才會不顧美國反對,加入中國牽頭的「亞投行」。這幾位「歸英派」論者是否對國際政治和英國政壇內情別有洞見,使得他們能夠得出「回歸」英治比較「可取」的結論呢?
如此認真對待此等許多人眼中的謬論,一來固然是為了迎合右翼本土主義崇尚「實際」的風氣;二來則是因為這是右翼本土情緒中少有的政治方案之一;更要緊的,是它還代表了「港獨」論以及「城邦」論的共通邏輯──一種憑借想像力來代替推論與現實的邏輯。
2015年4月13日星期一
梁文道:糧食短缺的未來(下一代人吃甚麼?二之一)
【飲食男女】食物不只是戰爭的武器,它更是戰爭的理由,只是我們今天很容易就會忘記這點,以為為了爭奪糧食而打仗,是種既古老又野蠻的歷史往事。誠然,近幾十年來,大家熟悉的戰事在表面上幾乎都和食物無關,它們多半來自意識形態的分歧,國界的爭議,以及宗教的號召。就算是搶佔資源,那也是為了石油礦產等地下的寶藏,而非地面上的農田。可是只要稍稍看一眼今日世界的趨勢,我們便不難預測等在前面的光景,甚至不難想像下一場大戰的由來。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曾經被認為是套過時的學說,覺得它危言聳聽。可是最近幾年,眼看着全球人口將要邁向80億大關,很多人又開始重新看重那套兩百多年前的理論,發現它是個警世的預言。主要的問題在於我們的人口數量不停上升,但耕地面積卻不止沒有增長,反而還隨着環境的惡化降了下來。以前解決這類問題,靠的是效率與技術。但就讓我們看看世界灌溉面積吧,憑着先進的技術與管理規劃,全球灌溉面積從1950年到2000年驚人地增長了兩倍,可從那以後,卻幾乎再也不能寸進。
至於改造作物品種,擴大產值,最近幾年也沒有太過可觀的進展,有些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各種農作物已經愈來愈接近光合作用效率的極限了。那麼,誰來餵飽人類?又該用甚麼方法來餵呢?一方面有像哈薩克斯坦這樣的前蘇聯糧倉呈現出荒漠化的危機,另一面卻有幾十億人在拼命增加自己的肉食數量,間接消耗大量穀物。這樣的世界會有將近十億人在捱餓,這難道是件很出奇的事嗎?淡水是另一個問題。沙地阿拉伯早在好幾年前就宣佈它的地下水層基本抽乾,不能再種小麥。而分佔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小麥生產國地位的中國與印度,則備受喜馬拉雅山脈冰川消融的威脅。最近,美國加州還破天荒地宣佈「制水」。為了解決燃眉之急,許多國家想到的辦法就是對外買地,跑到別的國家去生產本國所需的食物。這就是近年備受關注的「新圈地運動」了。
網站「Land Matrix」是目前紀錄和分析這類跨國土地交易的最大檔案庫。根據它的報告,目前全球被交易的土地已經有半個西歐這麼大了,買家以韓國、印度、中國和沙地阿拉伯等糧食問題特別嚴重的國家為主,最大的賣家則是印尼、剛果與柬埔寨等幾個國家。買回來的土地有一部分是為了開採地下能源與礦產,但更多是用來生產食糧或可轉化成生物能源的作物。比起以前殖民帝國的強掠,花錢買地當然是文明得多。不過,這種文明手段也有它的風險,而且還是涉及暴力的風險。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曾經被認為是套過時的學說,覺得它危言聳聽。可是最近幾年,眼看着全球人口將要邁向80億大關,很多人又開始重新看重那套兩百多年前的理論,發現它是個警世的預言。主要的問題在於我們的人口數量不停上升,但耕地面積卻不止沒有增長,反而還隨着環境的惡化降了下來。以前解決這類問題,靠的是效率與技術。但就讓我們看看世界灌溉面積吧,憑着先進的技術與管理規劃,全球灌溉面積從1950年到2000年驚人地增長了兩倍,可從那以後,卻幾乎再也不能寸進。
至於改造作物品種,擴大產值,最近幾年也沒有太過可觀的進展,有些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各種農作物已經愈來愈接近光合作用效率的極限了。那麼,誰來餵飽人類?又該用甚麼方法來餵呢?一方面有像哈薩克斯坦這樣的前蘇聯糧倉呈現出荒漠化的危機,另一面卻有幾十億人在拼命增加自己的肉食數量,間接消耗大量穀物。這樣的世界會有將近十億人在捱餓,這難道是件很出奇的事嗎?淡水是另一個問題。沙地阿拉伯早在好幾年前就宣佈它的地下水層基本抽乾,不能再種小麥。而分佔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小麥生產國地位的中國與印度,則備受喜馬拉雅山脈冰川消融的威脅。最近,美國加州還破天荒地宣佈「制水」。為了解決燃眉之急,許多國家想到的辦法就是對外買地,跑到別的國家去生產本國所需的食物。這就是近年備受關注的「新圈地運動」了。
網站「Land Matrix」是目前紀錄和分析這類跨國土地交易的最大檔案庫。根據它的報告,目前全球被交易的土地已經有半個西歐這麼大了,買家以韓國、印度、中國和沙地阿拉伯等糧食問題特別嚴重的國家為主,最大的賣家則是印尼、剛果與柬埔寨等幾個國家。買回來的土地有一部分是為了開採地下能源與礦產,但更多是用來生產食糧或可轉化成生物能源的作物。比起以前殖民帝國的強掠,花錢買地當然是文明得多。不過,這種文明手段也有它的風險,而且還是涉及暴力的風險。
2015年4月10日星期五
梁文道: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香港巨變之四)
【蘋果日報】粗略地講,在政治光譜上面位置最激進最極端的主張,通常也是最「理念化」,被人認為是最不實際的。但是目前在香港比較激進的右翼本土主義及「港獨」論者,卻最喜歡批判別人「離地」和「理念化」,然後強調自己的「現實感」以及「實際」。但是直至目前為止,這股潮流究竟在現實上成就了些什麼呢?除了以不分清紅皂白的手法辱罵遊客,「成功」減少了訪港遊客數字以外。在我看來,它最大的現實效果就像之前兩週我在這裏所說的:一、改變了香港三十年來的主導政治議程,使港人民主化訴求染上港獨色彩,間接給了體制一個壓抑普選的理由。二、為維穩體制當道下的大陸及特區政府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敵人,吊詭地助成了梁振英政權的穩固。
這股脫胎自泛民主派,但又標榜自己比傳統「泛民」更激進更現實的力量,還做到了許多老一輩建制派或「老左」想幹但又未必幹得成的事,首先就是裂解民主派。例如黃毓民,他當年先是和陳偉業、梁國雄等人結盟,在「五區公投」一役成功割出以民主黨為首的「投降派」與他們和公民黨等「真正民主派」,並且率先提出「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後來又進一步與公民黨及其他支持五區公投的盟友翻臉,帶着任亮憲(還有人記得這個四年前的政治紅人嗎?)等人另起爐灶。在這個過程當中,昔日親台,大中華情懷滿溢的黃毓民又逐漸轉型,帶出了本土主義這個政治上的新議題,成功地把支持「真民主」的道德光環延伸到他剛剛發現的新立場上頭。再後來,不知怎的,他又和立場已經足夠「本土」的人民力量分手,與黃洋達組成右翼本土主義的「行動派」。短短四年,就把傳統民主派與他們的支持者分割成如今這般局面,其能耐絕非昔日任何統戰力量可比。
再來則是支聯會的危機。大家都曉得自從八九六四之後,支聯會便是政權與傳統建制派的心腹大患。但它一方面經過司徒華這個組織老手的精密構築,使外力不易滲透;另一面又由於六四議題的敏感,不可輕易打壓。所以特區政府和袞袞建制諸公只能對之視而不見,百般迴避,有時一不小心說錯幾句話,還會惹來「埋沒良心」等諸多嘲罵,使得支聯會成了香港政局中不可動搖的道德制高點。可是打從右翼本土主義興起之後,情況就有了急劇的轉變。因為這股力量不在原有的政治議程平台運作,反而釜底抽薪地根本轉移了整個議程。如今繼續支持支聯會,要求「平反六四」不只不是道德高尚的表現;反而還成了一種出賣與背叛──出賣本土利益與背叛香港人。整個道德語言的運用被完全顛覆掉了,這是從前只懂得從實利出發叫港人「向前看」的傳統建制派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然後就是最近退出學聯的事了。對於傳統體制權威而言,學聯是個比支聯會更加古老的對手,儘管它也有過親中的往事,但它的構成卻使它難以駕馭。尤其六四之後,經過前新華社自身的整頓改組,與學聯的主動作為,雙方曾有的聯繫基本上是已經中斷了。可學聯畢竟代表了香港學運的主流,動輒可以學界名義發起浩大反對運動。這樣一個熱血學子主導的組織,硬的不怕,軟功又無從着力,對着他們真不知該怎辦才好。無奈之下,他們只好另起爐灶,例如「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等不同類型的組織。然而,這等機構背負了親中的先天「原罪」,在香港根本就不可能擁有學聯的號召力,只好長居老二。
在目前支持退聯的活躍學生裏頭,並不乏右翼本土主義的跟隨者。可他們攻擊學聯的方式卻和攻擊支聯會不同,重點不單在「大中華」與否,還多了一項「民主」訴求,聲稱「學聯不代表我」。本來,要改變學聯的「大中華膠」傾向也好,要讓它更能代表每一個大學生也好,加入進去再從內部改革都是最正常的方法。可主張退聯的人不取此途,他們乾脆放棄學聯,沿襲了「雨傘運動」當中「拆大台」的路徑,想要根本否定一切聯合學界整體的努力,化整為零,猶如泛民主派分裂的翻版。這種以民主之名來對付學聯的手法,又是老新華社以降等各方建制勢力根本拿不出的招數。
所以我們可以暫時總結一下右翼本土主義這三、四年來的實際成就了,那便是一舉搞定了傳統建制派面前的「三座大山」:政壇上的泛民聯合,社運中的道德旗手支聯會,以及學運的傳統龍頭學聯。站在民主化這個香港政治老議題的立場上,單以這一連串巧之又巧的巧合來批評右翼本土主義港獨,似乎頗不公平。所以下回我必須更加逼近核心,看看他們的具體訴求到底有多實際。
這股脫胎自泛民主派,但又標榜自己比傳統「泛民」更激進更現實的力量,還做到了許多老一輩建制派或「老左」想幹但又未必幹得成的事,首先就是裂解民主派。例如黃毓民,他當年先是和陳偉業、梁國雄等人結盟,在「五區公投」一役成功割出以民主黨為首的「投降派」與他們和公民黨等「真正民主派」,並且率先提出「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後來又進一步與公民黨及其他支持五區公投的盟友翻臉,帶着任亮憲(還有人記得這個四年前的政治紅人嗎?)等人另起爐灶。在這個過程當中,昔日親台,大中華情懷滿溢的黃毓民又逐漸轉型,帶出了本土主義這個政治上的新議題,成功地把支持「真民主」的道德光環延伸到他剛剛發現的新立場上頭。再後來,不知怎的,他又和立場已經足夠「本土」的人民力量分手,與黃洋達組成右翼本土主義的「行動派」。短短四年,就把傳統民主派與他們的支持者分割成如今這般局面,其能耐絕非昔日任何統戰力量可比。
再來則是支聯會的危機。大家都曉得自從八九六四之後,支聯會便是政權與傳統建制派的心腹大患。但它一方面經過司徒華這個組織老手的精密構築,使外力不易滲透;另一面又由於六四議題的敏感,不可輕易打壓。所以特區政府和袞袞建制諸公只能對之視而不見,百般迴避,有時一不小心說錯幾句話,還會惹來「埋沒良心」等諸多嘲罵,使得支聯會成了香港政局中不可動搖的道德制高點。可是打從右翼本土主義興起之後,情況就有了急劇的轉變。因為這股力量不在原有的政治議程平台運作,反而釜底抽薪地根本轉移了整個議程。如今繼續支持支聯會,要求「平反六四」不只不是道德高尚的表現;反而還成了一種出賣與背叛──出賣本土利益與背叛香港人。整個道德語言的運用被完全顛覆掉了,這是從前只懂得從實利出發叫港人「向前看」的傳統建制派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然後就是最近退出學聯的事了。對於傳統體制權威而言,學聯是個比支聯會更加古老的對手,儘管它也有過親中的往事,但它的構成卻使它難以駕馭。尤其六四之後,經過前新華社自身的整頓改組,與學聯的主動作為,雙方曾有的聯繫基本上是已經中斷了。可學聯畢竟代表了香港學運的主流,動輒可以學界名義發起浩大反對運動。這樣一個熱血學子主導的組織,硬的不怕,軟功又無從着力,對着他們真不知該怎辦才好。無奈之下,他們只好另起爐灶,例如「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等不同類型的組織。然而,這等機構背負了親中的先天「原罪」,在香港根本就不可能擁有學聯的號召力,只好長居老二。
在目前支持退聯的活躍學生裏頭,並不乏右翼本土主義的跟隨者。可他們攻擊學聯的方式卻和攻擊支聯會不同,重點不單在「大中華」與否,還多了一項「民主」訴求,聲稱「學聯不代表我」。本來,要改變學聯的「大中華膠」傾向也好,要讓它更能代表每一個大學生也好,加入進去再從內部改革都是最正常的方法。可主張退聯的人不取此途,他們乾脆放棄學聯,沿襲了「雨傘運動」當中「拆大台」的路徑,想要根本否定一切聯合學界整體的努力,化整為零,猶如泛民主派分裂的翻版。這種以民主之名來對付學聯的手法,又是老新華社以降等各方建制勢力根本拿不出的招數。
所以我們可以暫時總結一下右翼本土主義這三、四年來的實際成就了,那便是一舉搞定了傳統建制派面前的「三座大山」:政壇上的泛民聯合,社運中的道德旗手支聯會,以及學運的傳統龍頭學聯。站在民主化這個香港政治老議題的立場上,單以這一連串巧之又巧的巧合來批評右翼本土主義港獨,似乎頗不公平。所以下回我必須更加逼近核心,看看他們的具體訴求到底有多實際。
2015年4月5日星期日
梁文道:羅馬古道懷古
【飲食男女】 亞庇古道(Via Appia Antica)是那通往羅馬的條條大道當中最有名也最古老的一段石路,有些遊客會試着騎車,看看順路能走到甚麼地方。在這個既非熱門,也不算冷門的景點上頭,有幾家噱頭餐廳,要不是開在老房子裏,就是乾脆建在早年天主教會的地下墓穴之上。難得的是,這幾家針對觀光客的餐廳竟然都不難吃,其中一兩間甚至還相當出色,屢被媒體點名,可進羅馬十佳之列。
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吃飯,不能不發思古幽情,想想當年Spartacus等六千名起義奴隸是如何被釘在十字架上,沿着道路像電線杆一樣林立兩旁。沒錯,羅馬總是會叫我想起屠戮與血腥,所謂「光榮」的同義詞。這條道路,原本就是為了戰爭而設,輸送兵馬糧草。事實上,幾乎每一條羅馬古道都是戰爭機器,打到那裏就修到那裏。羅馬帝國霸業的基礎,在於它有效解決了物流問題。而這物流的核心,或者說一切前現代戰爭的核心,正是食物。
正是「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昔時亞歷山大大帝之所以能夠打遍歐亞,其關鍵是糧食問題的解決。從前打仗,軍隊總是會帶上人數和士兵相當的家人奴僕,還得拖着長長車隊,好運載那能餵飽整隊人馬牲畜的食物。但亞歷山大改變了這種傳統做法,他不准軍人以外的一切人員隨從,又放棄了驢馬拖拉的輜重。人吃的食物就會讓士兵自己攜帶,戰馬要吃的糧草也讓牠們自己背負。如此一來,他們的行動就變得更靈便更快速了,而且不懼泥沼荒漠等各種惡劣地形的困擾。
那時候,從希臘到印度,各種有關亞歷山大長征的見證及記載都一定會提到這隻馬其頓軍隊的迅猛,總是神出鬼沒,總是在對手仍在整頓安營的時候就發起雷霆一擊。
不過,士兵和戰馬總不能背上整段征途所需,他們最多可以負載四天的食糧。超過四天,那就得就地採集了。所謂「採集」,客氣點是向新征伐回來的地方上的市場購買;兇狠點,那便是強征。亞歷山大大帝想要建立「世界帝國」,萬邦萬民和諧共存在一片旗幟之下,所以他不願部隊太像強盜,惹人反感。於是他又定出了另一段四天的期限,每次為了補給而駐留,均不得超過四日,因為時日一長,拿的東西太多,當地人就一定要生離心,繼而反抗。
羅馬人不止繼承了亞歷山大的發明,並且把它變得更加極致。他們不止行兵輕便神速,還乾脆修路,想要征服一個地方,便先把通向那個地方的道路修好,於是兵源糧草皆可源源不絕地供給前方。他們還懂得海運,知道一艘船的載運量要比一隊車馬大得多,速度也要快得多,所以除了道路,他們更加關注船隊。這便說明了羅馬帝國的疆域為甚麼正好是整片地中海的沿岸,愈是離開港口,愈是深入內陸,船到不了,路修不到,他們的軍團也就愈難推進。
羅馬人不像亞歷山大,有一個廣闊天真的夢想。所以他們用不着對被征服者客氣,可以直接把食物當成武器。打下一個地方,就搶光他們的糧食;搶不走的東西如農田磨坊,乾脆直接焚毀破壞,令當地人生計盡毀。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散播恐怖,讓人不敢反抗,甚至不戰而降。它還可以打斷對手的糧食供應,使敵軍缺乏補給。我吃得飽,而你捱着肚餓,這才是古代所有戰爭的勝敗關鍵。有些學者甚至統計出來,歷史上大半死在戰爭中的人,其實都是餓死的。
你會搞這一套,但你的敵人也不笨。「羅馬的噩夢」漢尼拔當年遠征羅馬,沿路也是如此燒搶,於是羅馬人又發明了「焦土政策」,總在漢尼拔大軍殺到之前就先撤走所有拿得走的食物,再一把火燒剩一片乾熱的裸土,好使迦太基人愈打愈餓,走得愈遠就愈是崩潰。
食物是種武器,只是承平年代我們多數人都不在意。好比這條亞庇古道,現在是遊客自拍的好背景,樹蔭下緩緩散步可以寧靜致遠,完全掩蓋住了昔日的殺伐之氣。又好比古道餐廳那有名的古方lasagna,一層層的肉末乳酪,紅艷如血的番茄醬只不過是夾在中間的提味元素,清爽解膩。
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吃飯,不能不發思古幽情,想想當年Spartacus等六千名起義奴隸是如何被釘在十字架上,沿着道路像電線杆一樣林立兩旁。沒錯,羅馬總是會叫我想起屠戮與血腥,所謂「光榮」的同義詞。這條道路,原本就是為了戰爭而設,輸送兵馬糧草。事實上,幾乎每一條羅馬古道都是戰爭機器,打到那裏就修到那裏。羅馬帝國霸業的基礎,在於它有效解決了物流問題。而這物流的核心,或者說一切前現代戰爭的核心,正是食物。
正是「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昔時亞歷山大大帝之所以能夠打遍歐亞,其關鍵是糧食問題的解決。從前打仗,軍隊總是會帶上人數和士兵相當的家人奴僕,還得拖着長長車隊,好運載那能餵飽整隊人馬牲畜的食物。但亞歷山大改變了這種傳統做法,他不准軍人以外的一切人員隨從,又放棄了驢馬拖拉的輜重。人吃的食物就會讓士兵自己攜帶,戰馬要吃的糧草也讓牠們自己背負。如此一來,他們的行動就變得更靈便更快速了,而且不懼泥沼荒漠等各種惡劣地形的困擾。
那時候,從希臘到印度,各種有關亞歷山大長征的見證及記載都一定會提到這隻馬其頓軍隊的迅猛,總是神出鬼沒,總是在對手仍在整頓安營的時候就發起雷霆一擊。
不過,士兵和戰馬總不能背上整段征途所需,他們最多可以負載四天的食糧。超過四天,那就得就地採集了。所謂「採集」,客氣點是向新征伐回來的地方上的市場購買;兇狠點,那便是強征。亞歷山大大帝想要建立「世界帝國」,萬邦萬民和諧共存在一片旗幟之下,所以他不願部隊太像強盜,惹人反感。於是他又定出了另一段四天的期限,每次為了補給而駐留,均不得超過四日,因為時日一長,拿的東西太多,當地人就一定要生離心,繼而反抗。
羅馬人不止繼承了亞歷山大的發明,並且把它變得更加極致。他們不止行兵輕便神速,還乾脆修路,想要征服一個地方,便先把通向那個地方的道路修好,於是兵源糧草皆可源源不絕地供給前方。他們還懂得海運,知道一艘船的載運量要比一隊車馬大得多,速度也要快得多,所以除了道路,他們更加關注船隊。這便說明了羅馬帝國的疆域為甚麼正好是整片地中海的沿岸,愈是離開港口,愈是深入內陸,船到不了,路修不到,他們的軍團也就愈難推進。
羅馬人不像亞歷山大,有一個廣闊天真的夢想。所以他們用不着對被征服者客氣,可以直接把食物當成武器。打下一個地方,就搶光他們的糧食;搶不走的東西如農田磨坊,乾脆直接焚毀破壞,令當地人生計盡毀。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散播恐怖,讓人不敢反抗,甚至不戰而降。它還可以打斷對手的糧食供應,使敵軍缺乏補給。我吃得飽,而你捱着肚餓,這才是古代所有戰爭的勝敗關鍵。有些學者甚至統計出來,歷史上大半死在戰爭中的人,其實都是餓死的。
你會搞這一套,但你的敵人也不笨。「羅馬的噩夢」漢尼拔當年遠征羅馬,沿路也是如此燒搶,於是羅馬人又發明了「焦土政策」,總在漢尼拔大軍殺到之前就先撤走所有拿得走的食物,再一把火燒剩一片乾熱的裸土,好使迦太基人愈打愈餓,走得愈遠就愈是崩潰。
食物是種武器,只是承平年代我們多數人都不在意。好比這條亞庇古道,現在是遊客自拍的好背景,樹蔭下緩緩散步可以寧靜致遠,完全掩蓋住了昔日的殺伐之氣。又好比古道餐廳那有名的古方lasagna,一層層的肉末乳酪,紅艷如血的番茄醬只不過是夾在中間的提味元素,清爽解膩。
2015年4月3日星期五
梁文道:敵人之價值(香港巨變之三)
【蘋果日報】香港近年有股喜談「實際」的政治風氣,尤其政治上的右翼本土主義,最愛攻擊傳統民主派和社運人士「離地」,說他們空談玄想,脫離實際。相反地,他們則提出「本土自決」、「勇武抗爭」、「獨立建國」等諸多理念,並且以「反蝗」等一連串的行動來證明自己的務實。究竟這些口號和行動是否真的那麼實際,在政治局勢上又起到了什麼效果?這是我一直很好奇的問題。之前,我把它們當成一種政治議程的重設,簡略談過它對中港兩地政局互動的影響。現在且把目光轉到香港境內,看看這類身份政治冒起的實際作用。
幾年前我曾在本報說過一則大陸「維穩經濟」的故事,由於那個案例太過有趣,現在不妨重溫一遍:話說內地某市有位思想活躍的青年,常在網上抨擊政府,言論尖辣。久而久之,引起了當地維穩部門的注意。這座城市在地方上算是大城,但像他這樣的人卻相當少有,所以他幾乎成了當地維穩工作在意識型態領域上的唯一對象,被人「重點」招呼。由於不堪其擾,這個年青人便越走偏鋒,不只言文攻伐,還開始幹些上訪串聯之類的維權行動。總之他和國保人員你來我往,彼此鬥得不亦樂乎,喝茶簡直成了每週必有的例常事務。後來,這個青年終於無法忍受下去,決定搬到北京開展新生活。豈料長年盯着他的國保這時卻找上門來,勸他三思,而且表示「什麼事都可以商量」。原來他對當地的維穩系統來講實在是太重要了,要是他一走,他們就沒有了工作目標,人員配置和經費資源都會出大問題。換句話說,這個系統需要他的存在,猶如消防局需要火災。
有時候,一個地方可能真的很安全,從不起火,於是消防員就只好用放火的歪路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了。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謝暉最近在網上發佈了一篇引起關注的帖子,其中三點正好佐證了這種維穩經濟的存在:
一、「基層官員或工作人員動員人們上訪,以獲取高額利益。獲取方法是以截訪名義,在京大開、亂開各類發票,把平時不好報銷的經費報銷掉,大量維穩費用就這樣進了私人腰包。有十多人的基層政權組織一年耗費維穩經費居然達1000萬」。
二、「不少地方基層政府和北京地方公安結成關係,要麼在年初把大把維穩經費(往往上百萬,甚至數百萬)一次性打入北京有關派出所;要麼北京有關派出所提供一位上訪者,地方付其兩到三萬元。因此北京公安內部有人不時通知熟悉的『上訪者』到京來上訪,維穩經費養黑了北京公安」。
三、「擺在明處的上訪,相當一部份是基層政府、北京公安與『訪民』沆瀣一氣,專套納稅人的錢財而為。那些大張旗鼓的上訪者背後,經常蘊藏着黑色利益鏈。」
其實,就算不涉陰謀貪腐,這種邏輯也能出現在任何官僚系統。他們總是涉法擴大自己的權力,擴充自己的人手,好比一頭不斷膨脹的巨獸,不停為自己尋求膨脹的理由。
據說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是中央對港政策的重要智囊,他近年時常提倡施密特式的政治理念,強調「政治就是要區分敵友」。這套理念背後或有深厚哲學基礎,值得探究;可它的粗俗演繹卻可能會催生出一種維穩經濟的邏輯,為執政者大開政治鬥爭的方便之門,把什麼事都推到大是大非的原則上頭。
右翼本土主義與「港獨」就是這麼一種必要的敵人。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裏頭抨擊港大學生刊物《學苑》,當時有很多人批評他小題大作,又或者從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角度回擊。在我看來,這正是他和他的團隊厲害的地方,把一個沒什麼人曉得的小事上升成頭號政治議題。要知道小題必須大作,因為任何分裂行動和「顏色革命」也都是從苗芽長成大樹的,「港獨」這種問題當然不可掉以輕心。
接下來,其他一切事件也都可以順便貼上「港獨」和「顏色革命」的標籤。於是特區政府就成了全國對抗「境外敵對勢力」與「分裂勢力」的最前線,它遇到的一切阻礙都是敵人太過險惡的證據,它遇到的每一個困難都是最艱苦的鬥爭。梁振英政府在政策執行上頭或許不如曾蔭權班子有效,但他在政治上的立場卻絕對比曾班子正確。他推動國民教育、收拾港台和其他媒體,抗衡「佔中」,請問有哪一樣對不起中央政府?就算遇到挫折,遭到非議,那也是為了「正義」而受難。如此忠誠,如此盡心,中央政府當然要力挺他撐下去。
由於「港獨」的存在,現在就算面對任何評論也都不必擔心了。例如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日前回應林和立的文章,乾脆就問「請問林和立,你支持港獨嗎?」,似乎批評政府就是支持港獨。又由於「港獨」的存在,之後要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也就名正言順了。
沒錯,右翼本土主義與「港獨」是真確的存在,它也是政治上「有用」的敵人。但是無限擴大這種邏輯,禍及無辜,把什麼問題都推到政治鬥爭上頭,這對香港的實際治理和整個國家而言又有什麼好處呢?
幾年前我曾在本報說過一則大陸「維穩經濟」的故事,由於那個案例太過有趣,現在不妨重溫一遍:話說內地某市有位思想活躍的青年,常在網上抨擊政府,言論尖辣。久而久之,引起了當地維穩部門的注意。這座城市在地方上算是大城,但像他這樣的人卻相當少有,所以他幾乎成了當地維穩工作在意識型態領域上的唯一對象,被人「重點」招呼。由於不堪其擾,這個年青人便越走偏鋒,不只言文攻伐,還開始幹些上訪串聯之類的維權行動。總之他和國保人員你來我往,彼此鬥得不亦樂乎,喝茶簡直成了每週必有的例常事務。後來,這個青年終於無法忍受下去,決定搬到北京開展新生活。豈料長年盯着他的國保這時卻找上門來,勸他三思,而且表示「什麼事都可以商量」。原來他對當地的維穩系統來講實在是太重要了,要是他一走,他們就沒有了工作目標,人員配置和經費資源都會出大問題。換句話說,這個系統需要他的存在,猶如消防局需要火災。
有時候,一個地方可能真的很安全,從不起火,於是消防員就只好用放火的歪路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了。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謝暉最近在網上發佈了一篇引起關注的帖子,其中三點正好佐證了這種維穩經濟的存在:
一、「基層官員或工作人員動員人們上訪,以獲取高額利益。獲取方法是以截訪名義,在京大開、亂開各類發票,把平時不好報銷的經費報銷掉,大量維穩費用就這樣進了私人腰包。有十多人的基層政權組織一年耗費維穩經費居然達1000萬」。
二、「不少地方基層政府和北京地方公安結成關係,要麼在年初把大把維穩經費(往往上百萬,甚至數百萬)一次性打入北京有關派出所;要麼北京有關派出所提供一位上訪者,地方付其兩到三萬元。因此北京公安內部有人不時通知熟悉的『上訪者』到京來上訪,維穩經費養黑了北京公安」。
三、「擺在明處的上訪,相當一部份是基層政府、北京公安與『訪民』沆瀣一氣,專套納稅人的錢財而為。那些大張旗鼓的上訪者背後,經常蘊藏着黑色利益鏈。」
其實,就算不涉陰謀貪腐,這種邏輯也能出現在任何官僚系統。他們總是涉法擴大自己的權力,擴充自己的人手,好比一頭不斷膨脹的巨獸,不停為自己尋求膨脹的理由。
據說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是中央對港政策的重要智囊,他近年時常提倡施密特式的政治理念,強調「政治就是要區分敵友」。這套理念背後或有深厚哲學基礎,值得探究;可它的粗俗演繹卻可能會催生出一種維穩經濟的邏輯,為執政者大開政治鬥爭的方便之門,把什麼事都推到大是大非的原則上頭。
右翼本土主義與「港獨」就是這麼一種必要的敵人。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裏頭抨擊港大學生刊物《學苑》,當時有很多人批評他小題大作,又或者從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角度回擊。在我看來,這正是他和他的團隊厲害的地方,把一個沒什麼人曉得的小事上升成頭號政治議題。要知道小題必須大作,因為任何分裂行動和「顏色革命」也都是從苗芽長成大樹的,「港獨」這種問題當然不可掉以輕心。
接下來,其他一切事件也都可以順便貼上「港獨」和「顏色革命」的標籤。於是特區政府就成了全國對抗「境外敵對勢力」與「分裂勢力」的最前線,它遇到的一切阻礙都是敵人太過險惡的證據,它遇到的每一個困難都是最艱苦的鬥爭。梁振英政府在政策執行上頭或許不如曾蔭權班子有效,但他在政治上的立場卻絕對比曾班子正確。他推動國民教育、收拾港台和其他媒體,抗衡「佔中」,請問有哪一樣對不起中央政府?就算遇到挫折,遭到非議,那也是為了「正義」而受難。如此忠誠,如此盡心,中央政府當然要力挺他撐下去。
由於「港獨」的存在,現在就算面對任何評論也都不必擔心了。例如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日前回應林和立的文章,乾脆就問「請問林和立,你支持港獨嗎?」,似乎批評政府就是支持港獨。又由於「港獨」的存在,之後要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也就名正言順了。
沒錯,右翼本土主義與「港獨」是真確的存在,它也是政治上「有用」的敵人。但是無限擴大這種邏輯,禍及無辜,把什麼問題都推到政治鬥爭上頭,這對香港的實際治理和整個國家而言又有什麼好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