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最後的月食，永恒的羅馬（羅馬的最後一日．下）

【蘋果日報】羅馬開端容有疑問，但其末日卻是個定數。就像許多大人物似的，出身寒微，沒人在意，所以就連生日都不重要了；可等到他死，大家卻都驚嘆，那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呀。因此，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是個永遠被人紀念的日子。

末代皇帝君士坦丁與「新羅馬」的建城者同名，但他沒有任何得到「大帝」稱號的機會，因為傳到他手上的這個帝國，除了一大堆令人聽得頭昏腦脹的官僚頭銜之外，早就只剩下一具敗落殘破的軀殼了。難得的是，在東羅馬帝國的最後五十年裏，王公大臣居然還在好整以暇地爭奪那些毫無實質意義的空銜，為了名義上的高低勾心鬥角，果然一副末世景象。好在君士坦丁是個非常出色的人物，斯蒂文．朗西曼說他「為人正直清廉，從未做過有辱斯文之事。在處理與其桀驁不馴的兄弟關係時，他也表現得慷慨仁慈。在帝國臣民眼中，他也是一位親民寬厚的君主，深受愛戴。因此，當他作為皇帝進入君士坦丁堡時，得到了首都市民發自肺腑的擁護」。不只如此，他還知人善任，沒有門戶之見，以其魅力聚集了一群能臣幹吏。難怪後來有人認為，這時期的君士坦丁堡朝廷乃是帝國近百年來最有朝氣最能幹的。

真是夕陽無限好，就在最危急的關頭，向來以實際狡詐著稱的威尼斯商人竟然伸出援手，誓言絕不離棄君士坦丁堡，他們把留在城內的商船悉數改裝成戰艦，決定要為聖馬可獅子的尊嚴而戰。更加讓人意外的，是威尼斯死敵熱內亞人的加入，年輕將領朱斯提尼亞尼（Giovanni Giustiniani Longo）招來七百名志願軍，趕在土耳其大軍圍攏的前夕抵達。熱內亞人和威尼斯人盡棄前嫌，願意共同守護這座孤城。皇帝非常感激這些異常英勇，共赴大難的外國友人，同時又派人動員全城可用力量（包括修士）準備決戰。清點了一下，他發現能夠投入戰鬥的人數不足七千，要守護的城牆卻長達14英哩。城外，則是奧圖曼帝國的十萬部眾，其中包括了攜帶火器與巨炮的精銳禁衞軍，揚塵於萬里之外的安那托尼亞騎兵團，以及正在攀越山嶺而來的新造巨艦……。

這場慘烈的戰鬥已經載入史冊，攻守雙方的勇氣和計謀都不必再說了。值得一記的，倒是五月二十四日之後的月食。「五月即將過去，在花園及灌木叢中，玫瑰盛開了。然而月光是慘淡的，對拜占庭人而言，既然月亮是帝國的象徵，末日即將到來的想法，沉重地壓在他們心頭」。

於是，在這令人絕望的時刻，拒絕臣下逃亡建議的皇帝召開了御前會議，並且就像小說和電影裏頭那些真正的悲劇英雄一樣，發表了一番關於命運與犧牲的演說。他談到了真正的信仰，以及這座偉大城市的高貴歷史；又提醒臣民勿忘自己乃古希臘先賢與羅馬列代英豪的傳人，不可愧對夙昔的典範。他還特別感謝專程趕至的義大利人，因為那是俗世中最不可思議的情誼。至於他自己，他說，他已經交出了自己，為了子民，一個皇帝的性命就該如此付出。然後他宣佈最後的決戰將至，不必懼怕令人聞風喪膽的土耳其重炮，也不必懼怕金角灣對岸如林的旗海，在上帝的眷顧之下，君士坦丁堡絕不退讓半步。聽罷這番講辭，所有人都激動地站了起來，向皇帝宣誓。而皇帝則一一走到每個人的面前，請求他們原諒自己之前的過犯。「人們紛紛互相擁抱，就像壯士赴死前的表現一樣」。

接下來，就是聖智大教堂的最後一場彌撒。這場彌撒不只絕後，而且空前，因為此前紛爭不息的天主教徒與東正教徒終於達成了合解。羅馬認可的樞機主教和君士坦丁堡牧首最後一次身着華服，在高聳宏大的穹頂之下共同主持儀式。原本誓不兩立的信眾在基督君王、殉教聖人，以及羅馬歷代皇帝的馬賽克造像眼前，齊心告解。

禮成，所有大臣和指揮官彼此告別，各赴崗位。皇帝則騎上他的白馬巡視城牆，確定一切井然有序。他的家人和朋友們記得，那是他們見他的最後一面。

五月二十九日傍晚，血流成河的君士坦丁堡已經被洗劫得差不多了，「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這時才在衛隊的簇擁下凱旋進城。他策馬緩緩步向餘暉照耀的聖智大教堂，然後在門外下馬，在地上拾起一捧泥土撒向自己的頭巾，以示謙遜。在他的長老教士登上祭壇，高呼「唯有阿拉，別無他神」時，他跪倒地上，感謝為他帶來勝利的真主。

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呢？其屍首何在，至少有四、五個版本的說法。但他生前的最後一刻，倒是只有一則見證。大門被攻破的時候，一片混亂，裏頭是往外逃命的亂眾，外頭是源源不斷的土耳其士兵。皇帝的一個部將大喊：「與其苟且偷生，毋寧以死殉國」。皇帝立刻摘下了肩上的皇家紋章，手舉刀劍，與他和少數左右奔向迎面而來的人潮，然後就此消失在歷史當中。

一瞬間，拜占庭覆滅的消息傳遍歐洲，各國王室震驚不已，許多人都在懊悔自己為什麼不早點伸出援手，聽說君士坦丁的故事之後，更是慚愧不已。就連遊吟詩人都為他譜頌哀歌，稱他是真正的奧古斯都，羅馬的繼承者，「其高貴遠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這樣的暴發戶可比」。

如果卡蘭迪尼（Andrea Carandini）沒錯，羅馬真是在公元前七五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建城，那麼到了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這就是兩千兩百多年的歲月了，一個人類史上最久遠最長壽的政治符號。又由於它是符號，所以它是永恒的，沒多久，便產生了「第三羅馬」誰屬的爭論。首先是奧圖曼帝國的蘇丹，由於穆罕默德二世身上真有拜占庭王族的血脈，又由於他征服了拜占庭，所以在日後蘇丹那一長串使人目眩的稱號之外（例如『真主在大地上的投影』、『四片海洋與三座大陸的王者』、『地平線的主人』），還有一個表面看來比較謙遜的「羅馬人的凱撒」。其次是俄羅斯的沙皇，因為他已經成了東正教世界的唯一守護，承襲了宗教上的法統，所以他理所當然地宣佈莫斯科就是最新的羅馬。也不能忘了「既不神聖，又與羅馬無關，更加不是個帝國」的神聖羅馬帝國，他們自認是查理曼大帝的後人。三種信仰、三種語言，三個羅馬，直到今天，這三個「第三羅馬」盡皆如霧退散。即便想把柏林變成「最後羅馬」的希特勒，也卧倒在了「第三帝國」最後地堡的血泊當中。可羅馬，做為一個野心的獎賞，權力的空想，卻始終長存不朽。猶如海市蜃樓，因其虛幻，故此不滅。

梁文道：月餅能當甜品嗎？（為甚麼中國菜沒有甜品二之一）

【飲食男女】甜品果然是用另一個胃來消化的。所以無論吃得有多飽，要是正餐之後來了一道甜品，我也還是吃得下的。特別是豐盛大餐，如果欠了甜品，我就總覺得它好像少了點甚麼，一頓飯似乎因此未能完成。既然甜品這麼重要，為甚麼足以傲世的中國菜卻好像沒有多少上得了餐桌的甜品呢？這不只是我的偏見，而且還是許多食家的共識，劉健威兄就寫過好幾回這個問題，批評中菜對甜品的漠視。正是由於選擇原本不多，所以香港發明的楊枝甘露才能紅遍大江南北，幾乎甚麼菜系的中國餐館都能見到這款甜湯。同樣道理，中餐廳往往要不是在結尾時送上一盤切片水果，就是推出一列包含雪糕在內的西式甜品，因為我們真的沒有太多招式可用。

但仔細再想，就會發現這真是一件沒有道理的事，難道中國人就真的不愛甜食，不懂得創造口味帶甜的東西嗎？當然不，我們在上個月才吃過的月餅就是甜食，而且花樣不少。廣東人的老婆餅，北京人的驢打滾，浙江人的豆沙糉，這豈不全是上佳甜食？問題只是我們很難在尋常正餐吃過之後還要多來一份老婆餅和豆沙糉罷了。不只是吃不吃得下的問題，更是它們適不適合當做菜後甜品的問題。想像一下，筵席之上，你連炒飯都吃過了，你還會想要豆沙糉嗎？換句話說，我們有很多甜食，只是它們多半很難放進正餐之內而已。

Dan Jurafsky的《The Language of Food》我已經在這裏介紹過好幾回了，但我還是忍不住要再說說它，因為這本書實在是近年飲食文化類書中的佳作，幾乎每一頁都有教益，其中一章的題目更是《Why the Chinese Don't have Dessert》，正好解決了中國甜品的謎題。

這位語言學家建議我們把不同的食制看成是不同的語言，就像語言，各地菜餚也有它們自己的文法，它們規定了一個食制內各種菜款、調味，以及烹調技術的組合方式。就拿上菜的順序來說吧，今天美國人的一頓正餐通常包括了頭盤、主菜，和甜品，法國人往往在主菜和甜品之間多加一道芝士，意大利人則傾向在主菜之前另上一盤pasta。這些順序就像句法一樣，不能亂來，正如英文的動詞總在名詞之前，eat chocolate不能變成chocolate eat，意大利菜的pasta也絕對不能在吃過甜品之後才上桌。

但無論這幾種西方食制的文法有多不一樣，它們也還是彼此接近的。例如甜品，它一定得放在一餐飯的結尾，甚至「dessert」這個字就已包含了收尾的意思。「dessert」來自法文的「desservir」，原意是「to de-serve」，指的是把之前放在桌上的東西端走。也就是說，一頓大餐吃過，魚蝦牛羊等各款菜餚這時候都可以拿走。然後清一下桌子，就能上些甜品點心了。所以今天的西餐廳侍者總會在主菜之後稍稍整理餐桌，講究些的更以一柄銀匙掃去桌面上的麵包殘渣，以待甜品上場。這真是字面意義上的「to de-serve」。

梁文道：拜占庭的夜鶯（羅馬的最後一日．上）

【蘋果日報】始於一座城市的帝國，最終也終於回到了一座城市。

今天去到伊斯坦堡的遊人，大概很難從這座天際線被呼拜塔勾勒出一道道弧線的城市，聯想起那個曾經主宰過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帝國。然而，在它剛剛被命名為「君士坦丁堡」的那段時期，這座城市的居民和統治者卻十分認真地把它當成羅馬來看。不只是綿延數十公里的高架引水橋，不只是通往一切方向的石砌大道，甚至不只是那比老羅馬城原版還要壯觀的賽馬車競技場，他們還在這個新城指認出了羅馬的七座山丘，以及一條他們居然覺得可與台伯河相比的小溪。羅馬就像一個懸浮在天上的空中之城，是一個理念，一個至善城市的典型，如今離開了敗落腐壞的義大利，帶着原有的建築與地貌，空降在這兩片大陸之間的岬角上方。在這裏，他們重建羅馬，重建出整套帝國的規模。

那年頭，西羅馬帝國漸漸陷落，新興的「蠻族」王國忘記了羅馬人洗浴的優雅和奢侈，使得歐洲回到了充滿汗味的粗野世界，再也沒有人懂得怎樣雕琢出一具潔白完美的大理石美少年，更沒有人曉得皇家建制的盛大與隆重。唯有君士坦丁堡，不單保留了羅馬的法統，皇帝的血脈，而且還踵事增華，以繁複神秘的東正教禮儀塑造出一個金黃色的夢境。任何想知道千年以前東羅馬帝國是什麼模樣的人，都可以在想像中把威尼斯聖馬可大教堂頂拜占庭式的馬賽克鑲嵌畫，填滿伊斯坦堡聖智大教堂的每一方吋，然後你得到了一座在萬盞燭光下幻射出無窮金色光暈的神聖空間。在重大的儀式當中（例如皇帝登基），這裏頭香煙繚繞，靜謐莊嚴，唯有詩班反覆唱誦希臘之聖詠，在舉世最大的穹頂裏迴響出一陣陣六翼天使鼓動翅膀的聲音。然後沉重的大門開啟，陽光忽然從門口照出一條道路，即將就位的皇帝和他那一列衣飾華麗得不可思議的皇家儀仗，用最緩慢最慎重的步伐，花了整整一個多小時，才沿着這條光線鋪成的聖道走上祭台。百萬人口和滿城的宏偉巨廈為背景，這番極盡繁冗的表演曾經嚇壞過無數外來訪客，使他們深信自己看到了傳說中的羅馬；它甚至還讓親赴大典的俄羅斯王族自此改宗東正教，只為了它的美。

誰敢說它不是羅馬？就算只剩半壁江山，可東羅馬帝國好歹也還是個橫跨兩洲的帝國。十四世紀之前，任何西方大使要是膽敢揣着一封寫着「致希臘人皇帝」的國書到訪，都會被他們不客氣地拒之門外，因為他們真的認為自己是羅馬；儘管他們講的是希臘文，並以傳承了希臘文化而自豪。至於那些來自義大利羅馬說着拉丁文的人，君士坦丁堡的「真羅馬人」則管他們叫「拉丁人」。

好景不常，後來就連皇帝也都不介意自己只是「希臘人的皇帝」了。

「1400年聖誕節，英王亨利四世在他位於伊森的行宮舉行了一次宴會，不僅為了慶祝佳節，更重要的是為了歡迎他的一位特殊貴客──希臘人的皇帝曼努埃爾二世。後者已經遊歷了義大利，並曾於巴黎短暫駐留。其間法王查理六世一度將羅浮宮妝點一新，以款待這遠道的貴賓，連索邦神學院的教授們也因能與如此博學多識的帝王會晤交流而感到歡欣不已。

英國人為拜占庭人的高貴舉止所傾倒，他們潔白如玉的長袍也令人們印象深刻。然而，儘管皇帝身份高貴，頗得好感，英法兩國王公貴族們卻只能令其敗興而歸──皇帝此行專為祈求西方基督教國家援助，以對抗東方入侵的穆斯林異教徒而來，然而他的夢想落空了。亨利國王的大法官阿斯克的亞當回憶道：我細細忖量，如此高貴的基督信仰貴族卻被東方的薩拉森人逼迫得走投無路，以致要遠赴西方乞援，這是多麼可悲。哦，古羅馬的榮耀如今何在」？

沒錯，古羅馬的榮耀怎會落到這步田地？千百年來，想過這個問題的何只寫下前引那兩段話的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可他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卻是這一連串沉思史上最漂亮的問號。幾十年前的老書了，雖然後出的研究完全無損其經典地位，但到底還是上兩代學術研究的成果。可幸最近譯出此書的大陸學者馬千不只把它變成漂亮可讀的中文，還罕見地附上大量譯註，一方面糾正了原著的錯誤，另一方面則為今日的中文讀者補上了必要的新知見，真下了不少工夫。

說起來，這位斯蒂文．朗西曼爵士也是個現世少見的奇人。他五歲就懂得拉丁文和古希臘文，在劍橋念書的時候想要師事快退休的拜占庭史名家J.B.伯里，但後者為了刁難他，故意要他翻譯和整理一堆保加利亞語文獻，沒想到這少年奇才沒兩下工夫就全部搞定。最神奇的還不是他通曉十幾種語言，而是他乃最後一代「貴族學者」，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他繼承了祖父的遺產（當然他也繼承了父親的子爵爵位），然後就脫離了營役勞碌的學院生涯，自此單憑興趣工作，成為一代中世紀史大師（尤以十字軍史著稱）。出身高貴，腰纏萬貫，學富五車，他的日子也過得格外有趣，曾為溥儀演奏鋼琴，替埃及國王講解塔羅牌，在伊斯坦堡的佩拉酒店中過德軍流彈，更在拉斯維加斯拉中兩次老虎機頭彩，是真真正正的風流人物，後世不見，只餘傳說。在他筆下，君士坦丁堡的末日自也流瀉出一股古老王朝的暮日霞光。

那時節，曾經雄霸一方的帝國早已被新興的土耳其人步步進逼，蠶食至空餘首都的困境，仰人鼻息，苟延殘喘。而這最後的領地，羅馬的傳人，也早就荒敗到了令人嘆息的地步。原來過百萬的人口，這時居民不滿十萬。過去叫人目眩的皇宮，也成了再也無力維修的廢墟。更荒誕的是城市竟然退回到鄉村四佈的原始狀態，號稱永遠不可攻破的巨大城牆之內，一個居民區與另一個居民區之間隔着的是一片片果林菜園。1437年，從義大利來的佩德羅•塔法（Pedro Tafur）所看見的君士坦丁堡，再也不是那個高塔林立，艟帆千里的壯美大城了，他紀錄的，反而更像是牧歌裏的田野：「春天城市裏開着大量野玫瑰，入夜後，夜鶯在樹林裏歡唱」。

梁文道：北京為什麼擔心？（這本難念的書之二）

政治是種感知的藝術。對於大部分香港人而言，眼下這場佔領行動究竟是不是「革命」，或許並非首要問題，因為「革命」是抽象的，但參與者的行為和表現卻是肉眼可見。正如許多在9月28日之後才決定跑去現場的市民，他們當然在乎政改的議題，但他們更在乎的卻是警方居然對學生用上了比當年對付「韓農」還要多的催淚彈。不要忘記在世貿部長級會議那年，許多香港市民對韓國農民態度的轉變；一開始是冷漠，甚至還有些討厭他們在行動上的力度，可漸漸地卻轉成了同情，進而支持。為什麼？這就是感知變化的效果。

兩種香港人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佔領與反佔領，與其說是政治立場的分別，倒不如說是兩種香港人的分別。這個區別也許太過簡括，太過不科學，但經過媒體和社交網絡的呈現，卻一樣有着非常具體的力量。一種香港人犯法，但卻簽過同意書，願意以良心接受法律制裁；另一種香港人反對人家犯法，同時還「反暴力」，結果卻以既暴力又犯法的手段來表達主張。一種香港人會在行動現場做功課，打掃環境，回收可再生垃圾，而且還禮貌周到；另一種香港人卻滿嘴粗言、態度兇暴，不止打人，甚至公然性侵犯對手（還說什麼出來示威就要接受非禮）。

這兩種香港人就連組織行動的模式都是不同的，葉劉淑儀女士認為佔領行動的支持者既有大量物質支援，又有高效靈活的效率，可見它「背後一定有組織」。但只要稍為做過功課，稍為留意過去幾天網絡上的情况，都該發現佔領行動的特色恰恰是一種「無組織的組織」，一種多點橫向連結的「蛛網式組織」。9月28日之後，同時出現了旺角和銅鑼灣等兩個新「戰場」，並不是什麼神秘地下組織之功，而是網民自發商議的結果。正因如此，我們才會見到整個行動少了一個足以號令全局的中心，沒有誰能保證人家一定會聽他的話，也沒有誰有把握能代表全體行動者去和當局談判。但另一方面，這類人集體自我學習的能力也較強，在行動花樣上屢屢應變升級。相比之下，反佔領人士的行動就真是系統得多了，要戴口罩就戴口罩，要咬飲管就咬飲管，進退有序，收放自如，就只差幾輛大巴帶人到場罷了。若說這不是收人錢財替人消災，恐怕建制派自己都不會相信。

最後，更別忘了這兩類人的構成。一類人以學子為主，錯以社工、教師、文化人，以及中產階級，多半擁有不錯的教育程度。另一邊則是大叔大嬸，以及黑社會成員，衝勁有餘，但卻說不清自己到底想來幹什麼。簡單地講，這兩類人的分別就是兩種香港人形象的分別。對於仍未捲入風暴，多少還站在中間的市民而言，你猜他們會認同哪一類人？希望自己是哪一種香港人呢？

說到這裏，我們就可以來探討一個更加要緊的問題了，那就是北京為什麼應該擔憂。

失去整代年輕人

借用劉細良先生常說的那句玩笑話，前述兩種人的不同乃是「先進生產力」與「落後生產力」的分別，是知識結構的分別，「有型」和「冇型」的分別，甚至還是世代的分別。在過去兩年之間，這兩類人的分別已經打上了非常鮮明的政治印記，形成一連串形象上的等式與對決：撐梁振英 = 支持阿爺 = 教育程度不高 = 粗糙老土 = 收錢辦事 vs. 反梁振英 = 不服阿爺 = 教育程度較高 = 斯文有型 = 自動自發。又由於這兩類形象等式往往還代表了代際的差異，所以我們不妨大膽地講，北京和建制派過去十幾年來一直念茲在茲的「人心未回歸」，經過兩年多來的局勢演變與政治操作，終於演變成了今天的「人心不回歸」。任何北京來人，過去幾天只要到金鐘街頭看看，又或者瀏覽一下網上的討論，大抵都會得到如此結論﹕我們已經失去了整代香港年輕人。

狼來了隨時成真

在過去兩年多的日子裏頭，我們時常聽到有人像葉劉淑儀女士一樣，懷疑這些反對行動背後是否藏着一個很厲害的組織。也時常看到許多意見就和最近《人民日報》的評論類似，指摘這些反對行動是「海外反華勢力」煽動的結果，不止有走向「港獨」的嫌疑，甚至還「意圖顛覆國家政權」。我不敢斷定這些講法究竟只是政治策略上的一套定性修辭，還是有關部門的真實認知。可我想在此做出一個大膽的猜測，那就是這一切都有可能成真。如果上述說法是他們認真的判斷，那麼他們大概會慶幸自己預言的準確；如果那只是用來嚇唬人的招數，這可就真是「狼來了」了。「港獨」會有的，「顛覆國家政權」會有的，就連「海外反華勢力」也大有成真的機會。

這一切北京噩夢的基礎之一，乃在於這次佔領行動的道德特質。大家不妨重溫一下「佔中三子」一路以來的言論，其實他們的目標一直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避免佔中的發生。因為「佔領中環」只是手段與籌碼，它真正的目標是要一個沒有篩選的普選。可是原有目標一旦落空，手段本身就要升格成目標了。誇張點說，這大概類似藏地的自焚，是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動，一種它本身就是道德義務，再也不求任何實效的行動（說白一些，那叫做「給自己一個交代，給後世一個交代」）。眼下的僵局顯得那麼難以化解，正是因為行動者本身也知道他們的訴求很難得到滿足（就算不是原始佔中成員，一般跑去支持的市民大概也不會相信中央會讓步吧），當談判雙方都曉得共識不可達成的時候，談判又有什麼可談的呢？

這種行動本身就是道德義務的想法，本來十分違反大家心目中香港人那十分實際的性格，於是它也就成了一具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部分港人質變的機會，使人感到再不實際的目標也是可欲的，再不現實的理想也是值得追求的，不可能的事其實是可能的。

比方「港獨」。它原是香港政壇的最大禁忌，儘管有不少人認同「本土」和「命運自決」，但獨立到底是說不出口的。正如呂大樂先生此前提出的，政治上本土傾向的尷尬就在於他們一方面不願碰「港獨」，但另一方面又舉不出任何可實踐可操作的具體主張（例如「城邦論」，在北京眼中，它或許不離港獨太遠，因為都涉及到國家政體和版圖統治形式的變更）。更大的問題是它太不實際，根本沒有成功的機會。但是，在今天一整代土生土長的香港年輕人「被丟失」的情况底下，在不可能的事情也值得一試的氣氛底下；更重要的，是在現在這麼簡單的佔領示威也被打成「港獨」的實際環境之下，大聲說出「香港要獨立」又有什麼可怕的呢？今天具有本土傾向的政黨或許猶抱琵琶半遮面，明天會不會就有些政團乾脆直接坦白地模仿「新芬黨」，把「自治」甚或「獨立」列作根本綱領？

在中國認同降至新低點的氣候裏，近日香港民間輿論對「民主回歸」以及一切染有「大中華膠」色彩人士的聲討，完全可以理解。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香港普選難產的困境，豈不也正應了早輩「民主回歸派」的那句﹕「中國沒有民主，香港就沒有民主」？無論這兩年來的本土傾向有多濃烈，無論陳雲先生的種種謀策在其信徒眼中有多麼厲害，我想大家都很難否定中央政府在香港政政改一事上的作用與角色。不管你紀不紀念六四，也不管你反不反「蝗蟲」，香港有沒有真正開放的普選，其現實的決定權並不在港人手上。既然一個不接受「西方歪路」的中央政府不容香港民主，既然在香港爭取民主就有「顛覆政權」之嫌，所以有人可能就會試着走一條和「港獨」同樣激進，但立場截然相反的道路，那就是乾脆把「支聯會」多年來「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化作行動，真正幹起支援內地民運的革命大業。

表面上看，這兩種主張都很不現實，就算做起來也無異於螳臂擋車，參與的人絕對不會太多。但激進行動從來不必人多，真正有志於「疆獨」的維吾爾人也不是這麼多吧。就算不用恐怖手段，多了一群人以類近「法輪功」的手法在各大自由行要點散發載滿「六四真相」和「大饑荒真相」的傳單，向所有內地駐港人士和留學生心戰宣傳，那也足夠北京當局頭痛了。更麻煩的是這兩股「後民主派」的激進力量還有一個天然的理想舞台，香港到底不是西藏和新疆，不能說封鎖就封鎖，說嚴打就嚴打，它只會比西藏和新疆更難搞。又由於焦點不在民族和宗教，而在於民主等普世價值的落實，所以香港各種運動對內地年輕一代的影響也遠非西藏和新疆可及。所以，香港不單是另一個西藏和新疆，對北京而言，它是真正具備顛覆力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境內前線」。以上所言，是否誇大，我們只要留意一下網上討論的動態，就可以有些感受。

提供改變中國管道

然後就要說到所謂的「海外勢力」了。其實這麼多人在談「英美反華勢力」，什麼「黃之鋒接受美軍格鬥訓練」，劉迺強先生所說的「港美中心在大學活動」云云，全是過分誇大，明眼人統統曉得。沒有比陳方安生女士和李柱銘先生等經常外訪的政治領袖更知道真相的人了，那些駐港外交官與外國議員根本做不到什麼，頂多就是「口舌服務」罷了，他們的言論與其說是講給中國人和香港人聽，倒不如說以本國選民和上級為對象。實利所在，他們也有機會像戴卓爾夫人的前秘書一樣，說變就變。即便如此，由冷戰時代「美新處」的工作，與「顏色革命」時一些基金會的運作經歷來看，某些「休眠」機構被喚醒，以及某些力量的藉機進入，也是大有可能的。因為香港的局面已經開啟了一個國際地緣政治轉變的機會，這裏提供了一個漸漸改變中國的管道。

總的來講，對管治者而言，香港的情勢真是說有多糟就有多糟，所有他們預言過的東西都有逐步成真的機會。我現在想問的問題是﹕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為什麼決策者之前似乎看不見這麼明顯簡單的局勢演變？比起開放普選，香港法律體制的超載與政治力量的激進化，哪一種結局更加可怕？有沒有避免這些情况發生的辦法，又有沒有挽回危局的選項？如果沒有，那些原本可以使用的選項，以及可以制止情勢惡化的方式，又是怎麼消失的呢？

梁文道：食肆叢林（如何寫臭一間餐廳之二）

【飲食男女】分析過成千上萬的美國網上食評之後，語言學家Dan Jurafsky發現，比起正面評論，負面的意見通常會更容易變成一則則故事。比如說從走進餐館，接待員的冷漠態度開場，逐漸演變出每一道菜上桌時不可思議的誤失，一直寫到最後向經理投訴卻反而得到更加無禮的對待之高潮；整個評論可以一字不談食物，但又有頭有尾敍述完整。相反地，唱好一家餐廳的文字就比較簡單，也比較抽象了，無非是食物很好，服務很周到之類的陳詞濫調。不只如此，在這些令人難忘的飲食災難敍事裏頭，敍述的主詞往往是眾數的「我們」，而非單數的「我」。也就是說，難受的人不只是我自己，還有許多與我同行的友伴；可見那次經驗的受害者是一整群人，他們全是見證。

為甚麼會有這種分別？Dan Jurafsky引用另一位心理學家的見解，認為這是人類受創之後的正常反應，他們會：「感到一種要把那次事件說成故事的需要，並且用故事去表達負面的情緒」。而在說這些故事的時候，大量使用「我們」之類的主詞，則是想在人群之中尋得安慰。同樣的情況，也曾出現在戴安娜王妃逝世之後的博客反應當中，這是一種應對次要創傷的「語言症狀」。由此可見，一次不快的餐館經驗真能讓人很受傷。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人類形容難聞氣味的字眼要比形容美味的詞彙豐富，人類述說負面感受的花樣要比介紹正面感受的方式繁雜細緻，人類對壞事的反應要比好事的反應強烈，現在就連糟糕的餐館體驗都要寫成字數更多的故事。莫非人類天生犯賤？

其實，只要把人類還原成動物，用演化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也就不難理解了。且想像我們的祖先還住在森林和洞穴裏的日子，半夜睡覺時忽然聽到一陣聲響，你可以只把它說成是「半夜裏把人吵醒的聲音」嗎？當然不行。你得準確分辨那究竟是老虎踩在落葉上的腳步聲，還是洞穴上方的落石；同樣危險，同樣叫人提心吊膽，但你應對這些信號的辦法卻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老虎，恐怕一家人得閉住呼吸默不作聲，緊緊往洞穴深處移動。如果是地震，那就得立刻拔腿跑出洞口，有咁急走咁急。不只如此，即便都是草叢和林地葉堆上的異響，你也還得學懂它們的細微分別，因為老虎與響尾蛇又是不一樣的。

沒錯，生活總有美好的一面，而且那還是很大的一面。很多時候，在樹林中撥動枝葉的不是老虎，而是野鹿羚羊等可口的獵物；但萬一這回真來了頭會把我們當成獵物的猛獸又該怎麼辦呢？田野的饋贈如此豐盛，可吃的野果數之不盡；但萬一要是不慎吃了能叫人中毒腹瀉甚至致命的果子呢？

所以我們一定得有更多的詞語去精確分類那一切危險的信息，也得用更強烈的言語表述方式去誇大它們的可怕；還得用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去教人記住災禍的教訓，說明它們的前因後果。這就像各式交通系統中的警告標識，飛機上的安全廣播，公路旁的駕駛提示。意外不常發生（所以它才叫做意外），可一次意外就足以造成不可挽回的結局。我們的語言習慣，等於內建了這麼一套安全警示系統。

因此，餐館老闆大可安慰自己，網上的好話還是不少的。那少數劣評之所以如此惡毒，之所以如此長篇大論、用詞刁鑽，你不一定要記在心上，氣得半夜在床上打滾詛咒。那全是我們祖先的錯，是人類這個物種演化至今的求存本能。食客走在滿街的食肆當中，就像原始人走在曠野密林裏似的，危機四伏，不得不特別關注那所有負面的事物。

梁文道：他們為什麼害怕佔中（這本難念的書之一）

那天我在大埔搭小巴去港鐵站，就一路聽着前座的男士暢論時局，他彷彿早已看穿了眼前局勢，自信滿滿地說：「這還不都是泛民那幫人在搞鬼，他們的用心太險惡了……」由於他的友人表現出半信半疑的神情，所以他就更嚴肅也更用力地高聲強調：「難道你還沒聽說過嗎？其實有大量證據證明他們的背後有美國人支持。就連那幫學生，也都是英美煽動出來的。」

下車之後，我走進港鐵站大堂入口，迎面就是幾個穿著黑衣服的女孩在發傳單，看樣子應該是大學生吧。我接過傳單，站到一側仔細閱讀，原來上頭印着的是她們罷課的理由，以及她們對市民支持的呼籲。看完之後，我走到剛才把傳單遞到我手上的那個女孩跟前，叫了她一聲「小姐」，結果嚇了她一跳。這時我才想起，聽說這一代的大學生比較習慣人家叫他們「同學」。然後我就試着用安撫的語氣告訴她，這張傳單上頭少了印製和出版單位，這麼一來，就算單張內容再清晰有力，但出處不明，好像也還是有些不妥吧。這位個子瘦小，一頭汗水的「同學」很尷尬地笑了，斯文客氣地近乎恭敬：「係噃！真是不好意思，我一定會回去向同學們反映。很謝謝你呀，先生。」

我走開之後，又忍不住回頭，看見她已經在和其他兩位女孩認真地埋頭研究那疊單張，背包上的「鬆弛熊」小玩偶一左一右地來回晃動。這時候，積壓了幾天的情緒一下子湧了上來，平常不太容易激動的我，終於在這最平凡的時刻濕了眼眶，原來這就是被「英美勢力」動員出來的學生嗎？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走到這一步？社會撕裂成完全無法坐下來好好說話的兩端。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失去了就事論事講道理的能力，一切都着眼於「用心」、「動機」，以及「背後的勢力」。這麼熱的天氣，還有這麼多稚氣未除的少年穿著黑衣走上街頭，去為大家想望了30多年的夢想賣力；這難道不是我的過錯，不是我這一代人的失職嗎？為了追究自己沒有做到該做的事，為了試着理解當前景况的來龍去脈，我現在必須整理一下過去兩年多來的觀察和思考，說一些或許不合時宜（而且來得太晚）的話。

我沒有水晶球，執筆此刻也無法猜測目下這場聲勢浩大的佔領運動的結局。但正如許多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一樣，它的長期效果反而要比短期的具體走向容易推論。就拿佔領運動的殺傷力來說好了，許多論者在談「佔中」的時候，一直只盯着它對社會民生的干擾，怕它破壞交通，打擊經濟。然而，要是比起它結束之後才逐步發散的力量，它正在發生的時候所帶來的影響，就真是微不足道了。

若是按照「佔中三子」原來的預估，整個行動的參與者大概只在5000人上下，如果到了1萬之數，就算是超出期望了。這1萬人應該會乖乖坐在地上，不衝擊什麼，也不破壞什麼，只等着警察清場時一個個把他們抬走。依照香港警方歷來清理示威的表現推算，在這種情况下收拾「佔中」應該不會花上太多時間，兩三個星期就叫做很長了。真正的問題反而在把這5000到1萬人統統捉回去之後。

　不想佔中如原來計劃般發生

表面上看，警方在9月28日當晚的行動簡直是愚蠢得匪夷所思。但我們不應該在解釋事情的時候把人想得太笨，只用「腦殘」等其實沒有說明過什麼的理由去敷衍，反而要盡量換位想像決策者的「理性」。如此一來，除了坊間流傳的想在十一國慶前清場，以及接下來我還會詳細分析的「鷹派綜合症」之外，我想得到的原因就只能是他們不想看見「佔中」的發生；準確地講，是不想讓「佔中」如原來計劃般發生。包括保安局和律政司在內的決策當局一定曉得「佔中」倡議人戴耀廷先生的構想（因為他早已清楚地在文章裏介紹過了），所以他們寧願以催淚彈和武力迅速驅走多數群眾，甚至像周融先生所說的，等民間反佔中人士「自行清場」（他的意思是這兩天我們所看見的涉黑暴力行動嗎？），盡量不要讓事情拖得太久，也盡量不要逮捕那麼多人。

為什麼？首先，警方根本沒有能力去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過萬警員每日超時工作，取消假期一兩個月，這不只是分散了正常的警力分佈那麼簡單，更是實實在在的士氣問題與資源問題。不要忘了，取消休假和加班，這全都是白花花的銀両；泛民議員更可能會在將來拿着下一份政府預算中的保安開支興師問罪。一個理性的決策者不可能想不到這種問題。

其次，更大的問題，也是「佔中」真正厲害的地方，是那幾千甚或1萬被告進入司法檢控程序之後的場面。按法律學者王慧麟先生的分析，依照香港法律，這1萬人是不能以集體代表的形式應訊的，他們必須按照具體「罪行」的類別分批甚至是單獨上庭。請想像一下，單是一個被告在警方那裏做口供筆錄的時候已經能夠玩出很多花樣了（正如好些大律師所言，一個讀歷史的大學生大可在憶述當時情景時說一下自己正在看的書，從女媧補天一直說到1949年共黨建政，而警員則必須一字不誤地死死記錄）。然後他們的案子還要經過律政司那裏一一審視，接下來才是出庭受審。1萬被告，整個司法程序走完（還不算上訴的工夫），三五年的時間大概是跑不掉的。到時候，有癱瘓危機的就不是港島交通，而是整個香港的司法體系（除非特首頒布緊急狀態，以簡易程序處理。但這又會觸發另一輪更大的問題了）。

稍識公民抗命歷史的人都曉得，它的主要舞台從來不在現場，而在法庭，尤其是在堪稱獨立健全的司法制度之下。那1萬人每上一次庭，就是慷慨陳辭表白良心的機會，這會為社會帶來多少觸動呢？假設有一位70多歲的「馮伯」今天要出庭了，會不會有支持者在庭外集會「力撐馮伯」，然後即時發動一次小型佔領行動？那幾千人在等候出庭的時候總不能不准保釋長期扣留，於是就能像現在好些行動人士一樣，被告期間又重回戰場，小股作戰地反覆抗命反覆被告。在整個程序期間，在媒體和民間輿論的關注底下，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就有可能在道德感召的情况下發酵。比如說抗稅，同樣是犯法，同樣要上庭，但在司法體系被拖慢效率，一大批被告都還在街上逍遙而用不着收監的狀態裏，這豈不是一個成本很低而又很有吸引力的良心行動？萬一抗稅等一連串的公民抗命持續爆發，那就是沒完沒了的不盡循環了，並且可能有往外擴散漣漪般的效果。與這種局面相較，目下兩三個禮拜的交通不便和股市波動，實在算不上是什麼了不起的事。當戴耀廷先生曾在上個月聲稱盡量不要在工作日發動「佔中」，以免影響金融市場，很多批評他「沒出息」的論者大概是一時忘記了「佔中」的重點所在。

　一次不計成效的道德運動

沒錯，當前的佔領運動已經超出原來的預想，幾千人呆坐場上等人清理的局面可能是不會發生的了。不過，除非所有市民自願和平散去（我們都知道這個機會不大），否則遲早還是要有一次清場行動。警方可以只清場卻不逮捕不落案嗎？就算真有如許荒謬的發展，或者他們只帶走少數幾百人；他們又能制止部分意志特別堅定的行動者去主動投案自首嗎？又能阻擋將來各式各樣小規模抗命行動的「遍地開花」嗎（不要忘了，十幾二十萬參與過佔領行動的市民要是全都沒有後果，那就等於變相鼓勵未來更多的公民抗命）？因此，或遲或早，前述景象還是要來的。9月28日的警方行動，可能是想制止這類情形的出現，但反而卻推動了它的提前實現，而且還早一步地擴大了這次行動的國際影響（國際社會的關注本來也就該在「佔中」的劇本當中，只不過未必會來得這麼快，也未必會來得這麼大罷了）。

最近幾天，很多支持佔領行動的朋友都在討論整件事應該如何收場，其中重點往往集中在它的短期目標和訴求；但萬一這些目標和訴求都達至不了，那又該怎麼辦呢？答案很簡單，不必怎麼辦，靜坐便好。因為這場運動就像戴耀廷先生所說的，早在人大決定頒布之後，便已注定「失敗」（因為它的目的本來是要中央讓步，開放一個在提名上不受限制的特首選舉）。自那時起，它就成了一次不計成效的道德運動。但另一方面，它卻也為港府和北京帶來了日後許多年都不可能徹底解決的危機。

梁文道：羅馬的第一天（天朝之四）

【蘋果日報】佛洛伊德曾經在他的《文明及其不滿》裏頭以羅馬類比人類的無意識，因為這座城市幾乎保留了過往的一切。凱撒的殿堂，神廟的廊柱，以及石砌的大道，它們全都還在，只是殘缺不全，成了遺址的廢墟。在舊日的痕跡上頭，又有一層層的積累，例如哥特人入侵時所留下的傷口，以及天主教華美無匹的教堂，每一個時代都並時展現於今人眼前。它們早都過去了，但它們的記憶卻以物質的形式具體地活到了今天。這是一座搭建在空間上的時間迷宮，真的就像吾人的潛意識，充滿了線索與謎語，似乎透露了些甚麼，但又語焉不詳，往日宮室的地基決定了後來巨廈的座向，後來的建築又回頭左右了我們對往日遺物的解讀。這就是羅馬，永恒之城，所以它絕對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建成。

然而，義大利考古學家卡蘭迪尼（Andrea Carandini）卻大膽宣稱，羅馬真是一天建成的，並且有個大致準確的日期：公元前750年4月21日。

當然，他的意思並不是說包括聖伯多祿大教堂在內的所有建築都是在那天忽然間由平地拔起；他想指出的是，做為一個政治社會體制的羅馬城邦，確實有它明確誕生的那一日。

所以他在《羅馬．第一天》的一開頭就引述了佛洛伊德的老話，因為那種把城市和文明類比於無意識的想法不單是精神分析學的譬喻，還是絕大部份歷史學家的共識：一個層疊積累的複雜文明必然是漸次發展而成的，由村落聚合成城鎮，由城鎮擴大為國家，我們只知道這個過程，但卻沒有人能夠說得清這中間的關鍵時點，所謂「源頭」則多半是神話與傳說。是的，好比中國，你能在日曆上指明哪一天是「中華文明」誕生的日子嗎？他們說黃帝是我們的共祖，但他們可以確定黃帝戰勝蚩尤的準確年份嗎？當然不能，因為這只是故事而已。可是卡蘭迪尼大膽宣稱，他真找到了證據，證明羅馬由幾十個村落統合起來，正式宣佈建城的日期。非但如此，他還說那對被母狼養大的兄弟，傳聞中的羅馬之祖，羅慕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也都確有其人。

卡蘭迪尼是羅馬大學考古學系的教授，過去二十多年在帕拉蒂尼山北坡上的發掘，本就足以震驚學界，因為他找到了一段城牆，上面的銘文顯示出它似乎是由羅慕路斯所建。更加叫人吃驚的是他對那一連串發掘成果的詮釋，在把幾個現場的發現串接起來之後，他主張它們共同構築了羅馬城邦的基礎，並且全在羅慕路斯本人指揮之下完成。這套說法自然會引發極大爭議，許多學者斥之為天方夜譚，與小說無異；但也有不少學者願意聆聽這位老考古學家的大膽奇想（卡蘭迪尼生於1937年），覺得這至少是個有趣且重要的挑戰。我最早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聽說過他，當時的〈國家地理〉雜誌曾經專題報道了他對「羅穆洛斯牆」（Murus Romuli）的發現。可惜他的研究不只沒有中譯，而且還一直沒有英譯，直到三年前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推出了這本輕薄短小的《羅馬．第一天》，我才有機會讀到他自己比較完整的論述。

然而，這卻是一本令人失望的書，性質古怪，根本弄不清楚它的對象讀者到底是些甚麼人。據說這是本寫給一般讀者看的書，可它假設的一般讀者卻實在不一般。首先你必須對羅馬建城的傳說有相當認識，因為卡蘭迪尼不會為你重說一遍。其次你還要知道史學界對那段歷史的通行講法，因為卡蘭迪尼的另類主張全以它們為背景，而他似乎覺得你該對之知之甚詳，毋庸贅述。最後，你最好還要懂點拉丁文，或者能從前文後理猜得出「curiae」、「co-virites」、「patres」、「montes」、「colles」、「urbs」、「sulcus primigenius」、「pontifex maximus」等數十個字詞的意思，因為在卡蘭迪尼的筆下，這都自然得像是陽光和空氣，信筆寫去，不需解釋。

如果反過來把它當成一部專業考古學著作，那就更加古怪了。因為除去卡蘭迪尼自己的報告和論文之外，他幾乎絕不引述他人著述，也不列出參考書目。建立全書論旨的六大發掘皆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他又不遵循行規，仔細說明發掘的時地和過程。最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他採用的歷史資料竟然多是古代經典文獻，普魯塔克史錄與奧維德的詩都被當做無疑信史，近代以來的學者研究都不入他老人家法眼。想想看，他就這樣一邊拿着大可斟酌的古老傳說，一邊對照他在六個遺址上找到的實物，便想像出了羅慕路斯在某天早上如何為整個羅馬城邦的創建做了一連串儀式性的奠基行動；這怎能叫人信服？

可是我佩服卡蘭迪尼的想像力，他不只用圖畫「復原」了時人在地上挖溝打洞的情景，還從這座由幾十個小村莊小聚落所組合成的城市源頭，一下子跳出了整個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政治想像──城邦共和。

儘管西方城邦體制並不源起於羅馬，但由於卡蘭迪尼確信他已經發現了羅馬肇建的秘密，所以他也就可以放心地把那段城市成形的歷史看成是城邦政體的樣本。猶如昔年德國漢學家魏復古在華北水利工程的歷史碎片之中推導出「東方專政體制」一樣，卡蘭迪尼想要在羅馬廢墟上指明西方共和政體的前生。那是一種以廣場為中央的空間，不像東方專制國家那樣把王宮放在城市的核心。那是一個不同部落所組織起來的社會，所以就算有個王者在上，也不得不把權力平均發配到各個部落長老的手上，大事付之公議。那更是一種即便有王，他的權力也還得與另一個地位相當的對手分享的獨特體制。

一開始是羅慕路斯和雷穆斯兩兄弟搭伙打天下，等到前者殺死手足之後，他才道了一陣子的寡。可是沒多久，他又對上了不可戰勝的薩賓人，終於要與敵手和談會盟，共組更大的邦國。這一回，羅慕路斯就得和薩賓人的領袖斯塔提烏斯雙雙稱王，共掌羅馬了。這便是後來羅馬共和同時要有兩、三個執政官，羅馬帝國則往往會有兩個皇帝一起登基這種怪現象的源起。簡單地講，自從一開始，羅馬就是個講究權力分割與制衡的城市，在卡蘭迪尼看來，它也是後世一切共和民主思潮的原點，一種政治想像的原點。

在正文不到百頁的小書裏頭提出這一堆大膽的觀點，卡蘭迪尼的氣魄真不比他的想像力弱。不過，讀畢全書之後，我始終念念不忘的，卻是一具女孩的屍體。她就埋在「羅穆洛斯牆」的牆根底下，是城牆地基的一部份，甚至是整個奠基儀式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因為她是個犧牲。以活人祭獻，再將之埋在地下，乃是當時確保城牆穩固的迷信。這個女孩的屍首及棺材，也是卡蘭迪尼用以確實建城奠基典禮舉辦日子的重要依據。我沒辦法忘記這個無名的少女，因為她死於永恒羅馬的第一天，埋在綿延兩千多年的城邦理想底下。一具少女的屍首，開啟了日後天朝的千秋歲月，並且與它常在，直到永遠，是月之暗面，帝國的陰影，揮之不去的幽靈。

梁文道：一陣𤓓味（如何寫臭一家餐廳之一）

【飲食男女】最近我在一本英文書裏看見幾條粵語用字的解釋，說的全是我們用來形容臭味的字眼，不妨照抄下來，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它們原來的中文正字是甚麼：

「suk1 the bacterial smell of spoiled rice or tofu.」
「ngaat3 the ammoniacal smell of urine, ammonia.」
「yik1 the smell of rancid or oxidized oil or peanuts.」
「hong2 the stale, rancid smell of old grain(uncooked rice, flour, cookies.）」
「Seng1 fishy, bloody smell.」
「Sou1 musky, muttony, gamy, body odor smell.」
「lou3 the smell of overheated tires or burnt hair.」

非常慚愧，身為香港人，以粵語為母語，但這幾個字我雖然都曾說過聽過，卻有三四個字實在不懂得該怎麼寫，例如時常用來形容尿臊味的「ngaat3」；我是上網查字典，才曉得它的正字是「餲」。又如「suk1」，平常我們都寫成「縮」（也就是「酸縮」的「縮」），但我很懷疑這或許不是正寫。七個字裏頭，我有把握寫對的，不出三個，可見本土教育受得不夠，實在沒有當真正香港人的資格。

但萬一你不只不能寫出正字，甚至還猜不出那七則拼音究竟對應的是甚麼，倒也不必太過擔心，因為這說明你很年輕。根據這本書的作者，愈是年輕的香港人就愈不懂得使用這些形容臭味的字詞；而且原因非關本土，卻是種普世的趨勢。

這本書的名字是《The Language of Food》，作者Dan Jurafsky是史丹福大學的語言學教授，曾經在香港學過粵語，乃「神經語言程序學」（NLP）領域裏的紅人，近年帶領團隊研究人類語言和食物的關係，成果之一便是這本既有趣又有益的好書。研究過中文的他發現，比起歐洲語言，中文本來就有相當豐富的描述味道的字眼，尤其粵語。特別是在形容不好的味道的時候，廣東話簡直是五花八門，隨手就能舉出那七個例子。可惜這些字詞大多漸漸為人淡忘，新一代不只不會寫，而且也不會用了。為甚麼？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無論何種語言，人類本來就有很多描述臭味的字眼；相反地，形容好味道的字就要少得多了。可是隨着生活的城鎮化，公共衞生的改善，以及塑料包裝的普及，我們居住環境與前人大不相同，於是我們能夠聞到的臭味種類也就變少了，或者至少對它們不再敏感。接下來，就是嗅覺官能的退化，老祖宗可以輕易辨認出來的古怪氣味，我們怎麼樣都感覺不到。這種退化，甚且和基因相關，是某些分管嗅覺的基因聯繫「關閉」了的結果。如此一來，自然也就失去了使用那些古老字詞的基礎，於是「縮」也好，「餲」也好，便逐步成了陌生的生字。換句話說，這不是我們香港獨有的現象，不是我們太過忘本，而是全球發達地區的大趨勢。

然而，這裏還是有個問題，那就是為甚麼人類會用更多不同種類的字詞去表達臭味，卻對令人愉快的氣味比較孤寒呢？莫非真是應了Jurafsky教授引用的那句托翁名言：「幸福的家庭全都相像，不幸的家庭卻各有不同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