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談港殖民文化：港人從未認同大不列顛身份

梁文道談香港，似乎已是老話題。但梁文道在「反蝗蟲」事件後談「重新認識南方，重新認識香港」，卻讓人不得不駐足。上週六，近千觀眾擠滿方所。講座晚上七點半開始，梁文道一路追溯「南方海洋中國」的變化。在他看來，「辛亥革命就是一場南方海洋中國的北伐」，而過去的一百年，南方海洋中國向北方重新輸入各種各樣的觀念和想法，構成一浪又一浪的衝擊。至於香港的「反蝗蟲」等事件，梁文道聯繫到香港最近謠傳內地人來拐賣香港兒童時說，「納粹興起前，德國也謠傳他們的純種小孩被日耳曼人掠奪去了，這背後的心理便是社會受到了威脅」。

2008年，梁文道寫下《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自白》，為香港回歸十週年建言，如今，又過去了四年。演講結束後，他與南方都市報記者談到了香港的今天。

香港的價值觀

南方都市報：講座中提到香港殖民和反殖民鬥爭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如何理解殖民文化？

梁文道：這個東西在香港從來沒有被認真梳理過。我覺得殖民文化遠比一般人所講的複雜，我們都以為殖民文化就是一個殖民地的人民被教育成了要認同殖民國，不認同自己本來的身份；我們都以為殖民文化的意思就是殖民地的被殖民者非常欽佩、崇敬、仰望殖民者；我們都以為殖民文化的意思就是殖民者把自己的一套東西帶來本地，使得本地的這個文化徹底地被改造，乃至於接近了殖民者自身的文化。這三點都是錯誤的。

香港人不認同自己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國民的身份，有趣的是英國人也不想你這麼認同，這是香港非常獨特的地方。香港屬於後殖民地時期，當初在威海，英國人來了之後首先建了一個大型建築，這個公共建築就是法院，這是告訴當地人，我們英國人的統治靠的是這個，就是法院。你不要說我來欺負你，我來壓迫你，我給你講法的。

大部分香港人是逃難來的，但他也不願意認同這個殖民族，他認同一種文化中國的概念，而且這個文化中國的概念可以表達得非常極端，甚至激烈。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從李小龍到霍元甲，香港拍的一切武打片、武俠片我們不要忘記其中永恆不變的主題，那就是中國人用功夫打鬼佬。香港導演覺得我們中國人是什麼呢？中國就是功夫。一套傳統文化神秘的，對付你們這幫船堅炮利，真槍子彈，所以香港人是這樣的狀態。

第二點，我們以為他會仰慕西方殖民者，在香港我們有部分人會認為今天英文講得好，很是一回事，的確我承認在這點上香港被內置了一套關於語言的價值觀，覺得英文是最好的。英國從來沒有刻意同化香港，所以香港人學英文，學到英文是套工具語言，這就是為什麼香港沒有多少用英文寫作的好作家。相反你看印度這樣的地方出很多英文很好的作家，因為對他們來講英文不只是個工具，而是文化跟思考的一部分，是高雅文化。但在香港我們用中文，我們為什麼需要用英文來寫文學呢？所以你寫創作文學的頭號選擇就是你自己的語文。

最後，殖民時期香港的教育教學生中國歷史，但是彷彿把它當成別的國家歷史來教。而英國歷史他根本不教，他沒有教你效忠英女皇，也沒有教你要好好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包括忠誠、犧牲、愛國、榮譽。那是非常獨特的一種教育，全世界不會有的。因為所有國家的教育再怎麼自由它都有一個公民教育、國民教育的部分。香港的市民理論上是最典型的市民，強調實際、利益的交易，這恰恰是香港人最核心的東西。英國的殖民造成了這個狀況，而且英國人有心有力或者是無心無力地推動了香港的這種實際的經濟掛帥的傾向。而且英國在香港實行了一套連英國都不會永遠實現的制度———所謂「放任經濟」。這些東西圍繞起來就構成了香港的價值觀。

年輕人在改變香港

南方都市報：2008年，你寫《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如今是否有些許變化？

梁文道：我想講，最近幾年變了，這個變我覺得就是香港的年青一代非常不一樣，他們更多的是橫向聯結。這是因為「九七」後香港面對過好幾次大型的政治、經濟的危機，比如說「非典」等，這麼多事件，加上香港本土越來越拉大了貧富差距，使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問香港到底是什麼？香港是誰的香港？

香港在變，香港在重新懷疑過去，而且重新定義什麼叫做香港。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主力就是這群年輕人，這群年輕人他們不再相信過去成功模式是現實的，那個模式是上一輩的人或者我這代人好好努力唸書，好好工作、努力往上爬，你有機會又聰明遲早有一天你能上到社會最頂端。做不了李嘉誠，都做李嘉誠之二、二副手這樣的。有一個社會流動的階梯，很清楚的。但現在年輕人覺得這個階梯並不存在，就算有他也不想這麼走。他們覺得不可能，你上不去了，它已經形成一個壟斷的差距拉大的格局。然後對於政治也是一樣，香港以前的年輕人說是政治冷感，只想賺錢。但今天香港年輕人的政治性卻濃烈過以前任何一代。那麼在這個情況下這些年輕人他們會有很多橫向的聯結，所以你會看到為什麼現有好多藝術家在參加各種社會活動。

今天在香港你從事文化創作就等於意味著你必須要參加社會運動，在年青一代身上，他們整個途徑變了，在香港這幾年我看到最正面跟積極的變化就是說香港年青一代很有朝氣，很有希望，不知道前途如何，樂不樂觀，但他們想改變香港。

我該打的仗已經打過了

南方都市報：你自身的感受呢？

梁文道：我那時候的悲觀主要是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對香港政府跟社會，跟經濟體制的不滿，我覺得這個體制對文化從來不友善，從來不幫忙，非常糟。而且我是有對比的，因為我曾經有十幾年時間寫很多談文化政策的東西，我跟朋友們的那些談論，甚至已經影響了台灣，而香港是寸步難進；第二我是覺得香港這個地方的文化人不必要再混在香港這個地方，這一點就不是那麼悲觀的事情，我在想像一種新的空間概念。

過去香港作家，總會覺得我就是香港作家，他很少想到我可以是個住在香港的中國作家。就等於蘇童他不會說我只是南京作家，不是中國作家，他是住在南京的中國作家。我換這樣的想法意思是說，我們可以住在香港、寫香港，但是舞台或者整個心裡面想的那個空間概念是擴及到整個中國的。為什麼不行呢？誰規定說紐約作家只能是紐約作家，或者巴黎導演只能是巴黎導演，卻不能是法國導演那不是很奇怪嗎？

過去，我看很多電影獎或者雜誌選中國最了不起的十個導演，一個台灣人跟香港人都沒有，為什麼呢？是不是因為侯孝賢、王家衛就一定比不上馮小剛呢？不是，而是因為他根本沒把你算進去。所以我那篇文章要強調的一個重點就是———我們要算進去。我們要進入那個世界，但同時我也表達對香港整個主流體制的不滿，那種對它的憤怒。

我覺得今天情況沒有變，香港的政府、商界對文化的態度有一點點的進步，但其實不是太明顯。真正比較有希望的其實還是什麼呢？底下的市民百姓。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些年輕人，他們的變化，他們開出一片新天地。但是這也恰恰證明了我當年常講的一樣事情，我覺得我能夠為香港文化界做的事已經做完了，我想不到我還能做什麼，我盡力了。我該打的仗我打過了，那接下來該是下一代人去做。果然他們做到了我們當年做不到的事情，想到了我們當年想不到的事情。

梁文道：Smoking European

【飲食男女】我非常不願意用一兩句簡單的描述去概括一個國家的文化及風格，因為這樣的描述太過粗陋，反映的往往不是事實，而是我們自己心中的典型偏見。儘管如此，我還是忍不住要講一些美國人的壞話，而且還是最常見最平凡的那種壞話。

前幾天，瀏覽一個旅行網站，在論壇裏看見幾個美國人和歐洲人吵架，極有意思。他們在吵甚麼呢？原來起於一個美國遊客投訴歐洲人不顧他人生命安全，在地中海渡輪的甲板上抽煙。然後另一個人加入了，說他老在西班牙的小酒館裏遭到煙民「襲擊」，一晚下來，滿身煙味。他們七嘴八舌地投訴，比如說「雖然巴黎餐廳室內禁煙了，可街上還是有很多煙民，讓人吸不到一口新鮮空氣」。漸漸地，有人如此稱呼歐洲人：「those smoking European」。幾個來自不同地方的歐洲人被惹毛了，迅極反擊。他們並不為自己那個「吸煙的歐洲人」名號辯護，反而斥責美國人的自大傲慢；如果受不了馬德里酒館的煙味，就滾回你們的老家吃漢堡吧。

這真是一場典型論戰，美國人罵歐洲人全是煙不離手的老煙槍，歐洲人罵美國人是目中無人的自大狂。沒錯，吸煙是很不好的習慣，對自己無益，於他人有害；可是你若看過這場小吵鬧，說不定你也會慢慢同情歐洲隊。因為有些抱怨吸到二手煙的美國遊客並不真的吸到二手煙，他們只是看到了二手煙。他們在渡輪甲板上見到有人吸煙，便本能地反感起來，覺得眼前有幫不顧公德的自私鬼。他們在巴黎街道上遠遠見到有人吸煙，胸口就不自禁地開始作悶。這真是一夥脆弱善感的金絲雀。

齊澤克（Slavoj Zizek）好像說過，當代美國人的反煙運動其實是要在每個人的身邊建起一個無形的防護傘，也是自由主義「no harm principle」的極端演化。意思是他們深信每一個人都有不被傷害的自由，但甚麼才叫做「傷害」，卻是一個可以無限擴展的名單；簡單地講，只要讓我不爽，那便叫做侵犯到我的利益，就叫做讓我受傷了。至於其他人有沒有做某些事的自由，則是排在第二位的考慮，不比我不可受到侵害這個原則重要。煙是一種會瀰漫散透的無形之物，在他們看來，我身邊的隱形防護罩必須擴大到視力範圍的極限，這才能免除我的利益受到損壞。我只要看到你在下一個街口抽煙，我呼吸乾淨空氣的自由和權利就已經被你傷害了。而那些「smoking European」實在不該傷害我，儘管我是一個來自異地的遊客。我的隱形金鐘罩跟着我四處移動，去到那裏，便設防到那裏，不受任何文化差異的影響，因為「不受他人傷害的自由」是普世最基礎的自由，超越一切文化習俗。相反地，自由主義談包容差異，與他者共存的這個面向，倒不是這種美式心理的首要考慮。你有你的自由，只要不被我看到、聽到和聞到，我就可以接受。

依我看，這種美式心理的其中一個構成要件是防止「異味」侵害的防護罩。假如煙真是一種威脅健康的物事，因此對它立下防線還很有道理的話；那麼香水又該怎麼辦呢。繼反煙運動之後，美國最新興起的敏感是「香水敏感」。真的，愈來愈多美國人開始在媒體上投訴他人身上香水和古龍水的氣味「傷害到了我的利益」，這些人認為自己有「不聞到香水的自由」。於是有幾個郡縣立法，規定巴士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香水，也就是說你噴了香水出門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是很不尊重他人的表現。然後又有更多地方正在醞釀禁止任何公共場所使用香水的立法，這會不會是下一場始自美國的反煙運動呢？或許不久的將來，我們會聽說如此一種新論調：你有塗抹香水的自由，只要你不被聞到就好，所以你最好躲在自己家裏狂噴。

不過，躲在家裏就真是任由各種氣味爆發充斥嗎？當然不行，美國大眾文化的一大特點是對各式氣味的極度敏感與執着。他們比任何人都關注「口氣清新」，所以發明了口香糖和漱口水，並且依然是這兩種產品的最大市場。他們又比任何人都擔心身體上的氣味，所以最普遍地使用止汗劑。他們認為洗完乾好的衣服都該有種特殊的「芳香」，因此乾衣機裏的柔順紙一定要帶着那股不變的氣味。為了建立一個非常潔淨的環境，他們使用各種化學產品排除一切被認為是代表不潔的氣息，同時又用更多化學產品營造出身邊種種代表清潔的氣味環境。久而久之，這竟成了全世界對化學氣味最依賴也最不敏感的國度，例如用來調配薯片「番茄口味」的那些調味劑。說了半天，這篇東西和飲食可有任何關係？有的。同為廣納移民的土地，何以澳洲近年在美食上的聲譽要遠勝美國？我一直懷疑其中一個理由是美國人太過排斥某些氣味的存在，又太過迷信另一些氣味的必要。為了達到目的，他們的嗅覺已經被束縛在一個高度人工化的無形保護傘下，再也聞不出（或者不願聞）丁點會讓自己不爽的陌生異味。

梁文道：廚師無國界

【飲食男女】假如海南人能夠意外地成為南洋西菜專家，為甚麼菲律賓人和印尼人就不能做出粵菜的新風景呢？你看，當年的海南移民也只不過是英國人的廚房傭工，邊學邊做，這和香港今日數十萬菲傭印傭有甚麼分別？

看過我前陣子介紹馬來西亞的海南咖喱之後，朋友和我談起這道多年以前便曾在此說過的老問題，說着說着，自然又得碰上一個飲食界裏的敏感議題，那就是廚師的種族與國籍究竟和他做的菜有沒有關係了。說它敏感，因為這涉及到種族偏見。在好些比較多元也比較自覺的國家（例如澳洲），你硬要堅持一個亞裔做不了意大利菜，這肯定是要挨罵的。但在另一些稍為不寬容也稍為自我的國度，以一個廚師的膚色去判定他的作品不地道，也許就不是太大的問題了。比方法國普羅旺斯老字號Oustau de Baumaniére，其現任主廚是個巴基斯坦移民，明明一手正統法菜，偏有不少人說他「香料用得太多」，並且以為這是「東方的影響」。至於香港，那就用不着多說了，一個從小沒動過菜刀的日本小夥子可能都要比一個沉浸壽司吧台二十年的本地師傅受歡迎，因為這裏一向傳說「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好日本菜」，而且沒有幾個人會公開置疑這項成文共識。

非常有趣，最能打破這條族裔迷思的，恰恰就是日本人自己。再以法國為例，儘管他們不太相信北非人和巴基斯坦移民也能端出血統純正的法國料理，可是他們近年卻把愈來愈多的米芝蓮星星送到日本廚師手上，而且不是正在東京大阪大放異采的那一批，而是把店開到自己家門前的日本大廚。在這十二顆星裏頭，最有名的當屬松嶋啟介，他在尼斯開店，毫不掩飾地打出「Keisuke Matsushima」的旗號，讓所有人知道自己的出身來歷。然而一出手，卻全無想像中的「東西融合」，而是徹底粉碎食客偏見和預期的南法地中海風味。崇拜法國菜數十載，日本能出世界第一流法廚是絕不稀奇的，畢竟人家連漫畫都畫了法國料理這麼多年。使人震驚的是這二十年來，日本就算意大利菜也都快趕上意大利了。我第一次聽說這個論調，是看詹宏志的文章，身為意粉迷，他斷言日本人煮意粉的能耐已不下於意大利人。直到我在日本一個最不可能的地點吃到最頂級的意大利菜之前，我都還不敢信服這麼大膽的推斷。

那是家外觀傳統的和式宅院，就坐落在離奈良東大寺正門不遠的地方，根本沒有多少遊客會想到要在這麼古老的日本舊都吃意大利菜，好在我冒了一次險。因為他家的菜燒得實在太好，只說那茄子番茄伴意粉，汁醬不多，乃正宗手法，但每一條彈牙適口的麵條都裹足了新鮮蔬果的微酸鮮香，每一口都能吃到大地與陽光的餽贈，如斯簡潔，又如斯令人難忘。其餘前菜及主食之精細用心便不必多講了。後來我才知道主廚堀江純一郎是首位在意大利替當地餐館奪得米芝蓮一星的日本人。果然，新近出版的米芝蓮關西版真把星星送還給這位回歸故土的日本青年，的確名副其實。

從延請歐陸大廚遠來坐鎮，到培育出自己的燦爛群星，日本總共花了三、四十年。反觀香港，一度號稱擁有「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西餐」，我們現在出過幾個世界級的本地西廚呢？我不相信華人做不好西餐，更不相信做某一國菜就該找某一國廚師的種族神話。在我看來，問題正正在於大部分人居然都信這條無法證實的迷思，於是頂級酒店更換大廚，永遠不會想到要把機會交到廚房裏耕耘了數十寒暑的華人手上；而這些有熱情有能力的廚師外闖開店，卻又得面對顧客的偏見甚或歧視。缺乏機會，又怎能煉出我們的堀江純一郎與松嶋啟介？

梁文道：回到咖啡的原點（咖啡之道二之二）

【飲食男女】日本人總是傾向於把各種事情變成一種神聖的儀式，例如茶道。而茶道，大家都說重要的並非茶味，卻是圍繞着它的種種程序與心態。與此相反，手沖咖啡雖然也在日本發展為近乎儀式的東西，從沖調師到顧客，人人虔敬嚴謹，但整套流程的結點還是放在最後那杯咖啡的味道上面；似乎之前一切莊嚴，都是為了味覺上至細膩至輕微的色彩變化。

話說回來，最古典的咖啡喝法，確確實實是個儀式。咖啡原產地埃塞俄比亞對待咖啡之規整完備，就是種連日本人都要望塵莫及的祭祀。首先，他們會在你面前現炒生豆，是的，真是把成熟艷紅的生豆當着客人的面倒進鐵盤，用炭火輕輕焙炒。這是埃塞俄比亞式咖啡先聲奪人的絕活，不必親自跑到非洲，在某些大城市的埃塞俄比亞餐館就能見識這種奉客之道。這可以想像，如此絕無僅有地由頭開始，你對咖啡香氣的領會將是何等圓滿，那股輕煙由淡轉濃，至爐火處漸漸向四周輻射。這杯咖啡未曾真箇入口，便已叫人自醉。豆子輕焙，火候就和當前流行的手沖泡法一樣，講究花果香味的釋出，保留了原豆微酸輕甘的本色。但下一個步驟卻又再度拉遠了它和其他一切咖啡飲用方式的距離，那便是磨豆了。嚴格地講，這不是磨豆，是杵豆。因為他們會把炒好的豆子倒進一個窄口高身的石臼裏，然後用一根木杵插進臼口杵打咖啡。這麼原始的工序，其技巧難度要比機磨甚或手磨大得多，理由是力度不好掌握，若是重擊，幾下便能叫豆子碎成細粉，待會兒沖泡出來的咖啡就會萃取過度，苦澀難嚥。

令人尷尬的是沖泡這最後一環，竟然顯得有些反高潮。因為埃塞俄比亞人還真是「煮」咖啡，磨好的咖啡豆直接丟進壺裏泡煮，雖然不是生水帶着咖啡煮開（他們會把咖啡粉倒進沸水之中），但壺底畢竟有明火旺燒，使人懷疑這會不會太過過火。不止如此，我還搞不懂他們為甚麼要將咖啡倒出壺口，然後回灌壺中再煮，而且反覆再三，這豈不是煮盡一切咖啡香韻？聽說最懂得煮咖啡的埃塞俄比亞人擅長計時，能把這個程序控制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於我看來，確應如是，否則之前炒豆杵豆的工夫就都白費了。

不過，在這套古老的儀式裏面，沒有人會只把心思放在咖啡的口味，大家更在乎的是氣氛。我們在現代都會裏的餐廳享用埃塞俄比亞咖啡，雖然也是賓主盡歡，但聽他們講，折扣已經打了許多。東非原鄉，女主人一天三泡，他們早上喝臨睡前也喝，客人過來串門時喝，一家人夜間圍爐休憩時更加要喝，是咖啡還未走出非洲時就早已存在的人類交流方式，乃亘古不消的龍門大陣。我該怎樣想像和形容這未曾見過的場景呢？興許就似閩南潮汕，父老坐在一棵大榕樹下，紙扇輕搖，一壺功夫茶道盡古今多少英雄浪淘沙。

梁文道：咖啡成道（咖啡儀式二之一）

【飲食男女】回想這半生自己喝咖啡的經歷，也算可以印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句老話了。想當年唸中學熬夜讀書（課外書），就只是沖杯即溶咖啡，下很多的奶精，很多的砂糖，這就已經覺得十分幸福了。

那時若要講究，頂多是一個牌子的即溶咖啡與另一個牌子的優次而已。好不容易上了大學，多了點寫稿打工的收入，買一具百靈牌電動蒸餾咖啡機，喝磨好封裝的咖啡粉，更是氣派。每天晚上，都有宿舍裏的同學聞香而至，人手一杯，一邊抽煙一邊牛飲，閒聊盡夜，深深感到這才是青春該有的幸福。畢業之後，我又試過方便快捷的電動濃縮咖啡機，沉甸甸的金屬摩卡咖啡壺，以及專門請人打製的長柄土耳其式咖啡壺，同時省去糖奶，自己用手磨豆，只差沒有學人炒咖啡而已。自以為見盡人間無數，於是返璞歸真，每天使用法式濾壓玻璃壺（French Press）；夠了吧，這樣就夠好了吧。雖然在外喝過不少專門店，也嘗遍了維也納、意大利等各式各樣的花款，但總是認為不如自己在家以恰當水溫濾壓出來的純粹咖啡，口味純正，而且不費事。

直到在日本摸進一家巷角小店。那家店的侍應便是老闆本人，一臉嚴肅地走過來，正色警告：「我們只有咖啡，沒別的飲料；也沒有糕餅，只有配咖啡的小餅乾。這樣行嗎？」。這時才發現店裏儘管坐了兩三桌客人，但沒人說話，幾乎全像祈禱般地安靜，全神對待眼前一口小白杯，沉默恭謹。這家店不像別的日本咖啡館，全店禁煙；亦不像所有我們熟知的咖啡店，沒人暢談大笑，場面好比教堂。再走出去便是失禮了，面子掛不住，於是硬起頭皮點單。侍應兼老闆面無表情地走回吧台後面，掛上圍裙，變身成一個不苟言笑的咖啡大師，開始煮水磨豆。對不起，我忘了說他在磨豆之前還得量豆，用一個小秤，仔細斟酌，光是這麼測量合宜的豆子分量，就好像過了一整個下午。終於，水燒開了，大師預備烹煮，辦法是傳統的人手沖調，以絨布滴漏。其中手續繁複，比如說倒進濾布裏的咖啡粉，要用小匙在中間壓出一個小洞，目的是讓咖啡粉更有效率地吸收熱水。然而，「效率」二字絕對不能形容這個儀式般的程序，因為這種沖調方法不簡單，不能只注一次水，而是等吸飽了水的咖啡粉在布網內脹起，悶蒸三十多秒。待粉團中央凹陷，這才二次、三次地注水。與此同時，這位連氣都不敢輕喘一口的老闆還要跳舞般地一路倒水一路旋動身體，用繞圈的方式朝咖啡粉注水，是為了讓咖啡粉全面吸收熱水；整個身子跟着轉，則是因為單憑手腕的話，水注得會不穩定。除此之外，還得注意手肘提起的高度，以及注水壺與濾網之間的距離""

約莫過了半小時，我的咖啡來了。我知道這是近年新興的潮流，據說是鑒賞咖啡的至上之道，從美國到香港，都有人走上這條終極的咖啡小徑。但我不曉得是不是每個地方都會像日本這樣，把喝咖啡變成如許神聖肅穆的儀軌。我也幾乎忘了那杯咖啡到底有多好喝，只記得那天下午本來只想找個地方歇腳稍息，但我走出這家店的時候卻額頭出汗，仿如經歷一場考試，遇上戶外吹來的晚風，才感到呼吸的恢復。

梁文道：從吃老鼠到煮咖喱（傳說之島二之二）

【飲食男女】今天的海南島以海鮮馳名（儘管可能是個惡名），從前的海南島則以文昌雞與東山羊著稱。那麼再之前呢？很久很久以前，海南島簡直就是個美食地獄。

宋朝，那可真是一千年前的事了。還記不記得蘇東坡貶謫海南，身為史上最出名美食家的他就發現該地實在沒有甚麼好東西，只好跟着地方人士吃蜜糖漬老鼠。好在他心胸廣闊，吃着吃着覺得還不錯，竟然能夠以詩記之。再看看另一位被貶到海南島的宋代文人李綱居，在他筆下，海南島是這個樣子的：「去死垂垂近，資生物物殫。舶來方得米，牢罄或無餐。樹芋充嘉饌，螷贏薦淺盤。ço藤茶更苦，淡水酒仍酸。黎戶花縵服，儒生椰子冠。檳榔資一醉，吉貝不知寒。」沒錯，樹芋是主食，昆蟲是配菜，唯一醉人的就只有檳榔了。且看同代遭貶的學者李光又怎麼說：「朅來海南邦，腥鹹厭蠻羞。桃枝但叢生，澀勒蔽道周。遙看貌或似，美惡如薰藩。安能助盤餐，嘔嘔但棘喉。惟有檳榔心，羮臛或暗投」。好在除了檳榔，李光還發現另一樣美物：「堆盤荔子如冰雪，惟此堪將北地誇。」

簡單地說，當年的海南島不只是貶官之途的終點，而且「冇啖好食」，肉類匱乏。你看蘇東坡，他晚年戒殺茹素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海南反正沒肉吃。可見那時還沒有後來聞名遐邇的雞、鴨和羊。但奇怪的是海南島是個島呀，這一大堆識飲識食的宋朝文人為甚麼不吃海鮮呢？這或許就是古今之別了。現在的中國官員都喜歡去海南島的度假酒店享受陽光海灘，試試「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滋味。以前的北方中國人卻對海洋沒甚麼好感，到了海邊只想到這是絕路一條，再往外走就是天下邊緣的蠻荒異域了。故此才有蘇東坡題下的那四個大字：「天涯海角」；這四個字在當時可不是甚麼好話。我猜，大概是這種不喜歡海的心態使得這批北方來客對海產鮮魚也連帶地視而不見。同樣一座大島，不同時代就有不同的形象，全是歷史因緣的造就，無所謂本質可言。基於歷史的意外，就算是同一個時代，海南島在不同地方的人的心目中也呈現出截然有異的形象。正當北方人開始懂得欣賞加積鴨的時候，南洋華人開始流傳「海南人最會煮西餐」的說法。

為甚麼海南人在自己家裏連麵包都不會烤，一去了新加坡馬來西亞便成了洋菜專家呢？原來海南人是清末最後一批離開中國的移民，來得太晚，好農地都給廣府人、福建人、客家人與潮州人佔去了，錫礦膠園更是沒他們的份。於是不知怎的只好上了洋船當廚師，久而久之，一幫鄉親也全都跟着跑進歐洲人的廚房打工，情況大概像現在的東莞工廠，一個大姐回四川把一村子老鄉都召過來。經過長年調教鍛練，海南廚師終於學會十八般武藝。成了東南亞歐西食制的好手。我上回去馬來西亞，便試過在海南島連聽都沒聽過的「馳名海南咖喱」，果然有英國人「Tin Curry」的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