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野性的呼喚（採集時代之一）

【飲食男女】在一間好學校度過童年，是我這半輩子其中一件最幸運的事。那家小學的最大特點在於它的環境和位置，前臨台北淡水河口，背靠以墳地著稱的觀音山，好一片安寧靜謐的綠水青山，讓我自小親近郊野自然，學到不少東西。比如說甚麼植物可以現摘現吃，甚麼花你連碰都不能碰。千萬不要小看這種知識，當你迷失荒山，那些經驗說不定就是你活命的繩索了。

想當年，我嘗過一種比尾指尖還細小的紫藍色漿果，味道酸酸甘甘，非常鮮明。說它好吃，倒不見得有多好，只不過走在山路上見着了，便順手摘幾顆下來做零嘴，紓緩一下喉嚨的乾涸，也算是種不必攜帶全憑偶得的小點心。

奇怪的是年紀愈大卻愈懷念起它那股天然野果的酸味，只是怎麼想也想不起它究竟叫甚麼。這思念遂成了心底一顆小疙瘩。

上個月我在泰國吃了一頓非常特殊的私房菜，於是又想起了那種名字早已被我遺忘了的小漿果。這家私房菜叫做「Na Thalang」，「Thalang」指的是布吉島北面的古鎮，也是整個島嶼社群的歷史源頭，取名「Na Thalang」，就是女主人想藉此說明她家在島上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古老手藝。從這餐晚飯逐道上菜的程序和每一道菜的擺盤來看，我並不肯定它們是否真像主人所說的那麼古典（她的英文十分流利），至少我相信她曾祖那一代大概不會製作藍薑雪葩。不過，這真是我試過的最奇特的泰國菜了。泰國菜一向口味強烈，令人無法漠然相對；但「Na Thalang」的強烈個性與別不同，它採用了大量我連聽都沒聽過的食材，包括野生的馬芒果和甘蔗葉，海水退潮後猶自在沙灘上爬跳的小蚤，以及雨林中不知名的羊齒植物和樹幹破口上流出的蜜糖。加上各式要用手拿起來啃的伴食香草，這一桌菜的性格只能用「野性難馴」這四個字去形容；儘管其烹調手法繁複工巧。

吃完這一餐晚飯，我便完全明白這家流動私房菜為甚麼不能光明正大地開店，只可以偶爾寄居在願意合作的酒店，與專門請她到會做菜的大戶人家了。因為那些材料全都不是說有就有的，甚至連買都買不到。為了做這一頓，她們得先花時間走進森林，撥開懸吊的藤蔓，好找到隱藏在繁枝背後的花草；又或者遊盪海岸，彎腰尋覓常人視而不見的孔洞，看看裏頭躲了甚麼細小的動物。這些東西不一定高貴，甚且未必罕見，只是沒人養沒人種，更沒有人會拿來做菜而已。

這便是所謂的「採集」料理了，當今世上最前衛的飲食風格。有人說目前全球美食潮流基本上是兩幫人的決鬥，一幫是把煮食弄得像化學實驗似的「泡沫幫」，另一幫是叫人回到舊石器時代的「採集幫」。前者的代表自是大家早已熟悉的「分子料理」，表表者是「肥鴨」和「鬥牛犬」；而後者則是新浪潮，近兩年連奪「世界最佳餐廳」之譽的「Noma」。

梁文道：越能放下自己你就越快樂

編：從週一到週五，每天傍晚5點多，只要你把電視頻道轉到鳳凰衛視中文台，就會在一直輕快琥珀的小提琴曲之後，見到一個理著光頭，戴著框架眼鏡，衣服逃不開黑白灰三色的男子走進屏幕。他軸上總是捧著一本書，裡面貼滿了各種顏色便簽。他會在接下來短短8分鐘裡，侃侃而談這本書和由書引發的思考。講完，話音未落，不說謝謝收看或者再見，轉身就走開。

這就是紅遍兩岸三地的讀書節目《開卷8分鐘》裡的梁文道，和我們在鏘鏘三人行或者其他時事評論節目裡見到的梁文道，還有從各種報章雜誌專欄裡讀到的梁文道一樣，是被尊稱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那個他。

但私底下，梁文道又是怎樣一個人？

此刻，他就站在對面，戴著玳瑁框的圓眼鏡，鏡片擦得亮亮的，青春的發緊貼頭皮，衣服熨燙得很挺括，村衣和馬甲都扣在最上面一顆口子，皮鞋一塵不染。靠近能聞到他身上淡淡的古龍水味。隨身斜跨一隻小白底黑條文的布包，裡面放著一小瓶水，一大本書，兩支鋼筆，還有煙。一切那麼井井有條，像極了他摩羯座的嚴謹。

他堅持坐車一定要女士先上車，進門或者出門一定要女士走前面，初次見面一定是他快步上前躬身握手，旁邊人幫忙倒茶水他一定起身致謝，這樣謙恭有禮，又像極了老派紳士。等他坐定下來，手捧一杯美式咖啡，一邊用攪拌棒慢慢攪動，一邊天南海北講起他的生活，不時還會停下來和書店主人養的小貓玩一會兒，然後轉身問大家剛才講到哪裡了。這時你又會覺得他是一個可以促膝談心的朋友。

為什麼很多人喜歡聽梁文道講話？有人說是因為他說的剛好就是他們想知道的，他堅持的剛好也是他們最堅持的。大學念哲學，梁文道習慣看什麼都深究本真，可能正因為這樣，以往他在照片裡多半都是緊鎖眉頭。他快樂嗎？從出生在一個天主教家庭，到少年時想當黑幫老大，然後想當哲學家，再到最近成為佛教徒，梁文道的生命裡，除了讀書這個嗜好，還有什麼讓他快樂？

想悅己，你得先要弄清究竟「誰」是自己

「也許你和我一樣有過這種經驗：一件起初看來會讓自己開心的事，最後卻反而讓自己痛苦。比方現在大家都在熱 ipad和iphone4，假設我想我也可以擁有一件，必定會很快樂。於是我高高興興地跑去排隊購買，結果排隊時被人插隊，踩到腳，日曬雨淋，終於輪到我了，卻說賣完了。我可能因此變得好生氣、好憤怒，原本想要悅己的事，結果變成虐己。

我還認識有些人，一輩子都活得很難過，總是記得十多年前某某人欺騙他傷害他，或是某些童年陰影讓他很不快樂。其實，他仇恨的那些人，有的說不這早就不在人間了，剩下的也早就不再來往，發生的事早都變成歷史真正讓這些事過不去的，其實是這個人自己放不下。這時這個『自己』，就變成封鎖自己的牢籠。他被關在那些難過的記憶裡面，太在乎自己要求的正義沒有獲得，補償沒有實現。他想用怨恨來補償快樂，卻離快樂越來越遠

你看，我們變得和追求快樂的目的背道而馳，往往是因為沒搞清楚，那個想要取悅的『自己』，究竟是誰？它由哪些部分構成？或是糊裡糊涂把父母、老師、朋友，甚至大眾傳媒告訴你的需要，不假思索當成『自己』的需要；或是固執地認為應該堅守一個理論上不應改變的自我，把自己變成『自我』的囚徒。

所以我常覺得，放棄『自己』這個概念時，說不這會快樂得多，輕鬆得多。」

和「自己」保持距離，才能找到你自己

「我們常常要透過別人這面鏡子，才能瞭解自己。但既然是鏡子，就有可能變形或扭曲。這時，我們要靠自己的敏銳感覺看清楚自己。每當你覺得快樂或不快樂，滿足或不滿足時，你都清醒地跳出來看一下自己，這時被刺激，被滿足的究竟是什麼？我需要這樣的滿足嗎？人的確很難認清自己，唯有常常問自己問題。離自己有點距離，你才能清楚看到那個狀態下的自己是什麼。

拿最近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來說吧。上個月，我以北京工作。剛到第一天，正在準備第二天一場千人的盛大活動，家人忽然來電話告訴我，我從大學起養了17年的貓，小吉，忽然死了。那一記得，我腦中一片空白，毫無意識地猛然站起。小吉像我的女兒一樣，跟我很親，從小就會爬到我的毯子上來睡，我一直看著她長大。

我連著好幾天都擺脫不了那種空白，不可抑止地想像她最後倒在地上的那一刻。她可有搏盡力氣地發出最後的哀鳴？抑或疲憊已極地常常睡去？生命究竟是什麼？那具躺臥的軀體分明就有小吉的樣子，但它比起之前還爬得起來的活物到底少了些什麼，或者多了什麼呢？

我很難過，就像失去一位親人。慢慢，我開始思考，我究竟在為什麼難過？也許我難過的只是從此失去某種習慣：比方我以後再也不能回到家的時候，用一種物有的聲調呼喚她的名字，期待她的出現；晚上睡覺時，也再不能期待她跳到我的枕頭上，用她的小腦袋頂我的頭；沒辦法再在我的衣服上找到她的毛……這些東西，我知道以後不會再有了。

我發現，難過的其實並不是失去這個伴侶，而是失去我自己身上的某種習慣。為有什麼事情你從此不會再做了而難過，就是一種很強烈的執著，會讓你很不快樂。」

快樂不快樂，都是背後有隻手在推動

「我們常常會為失去的東西難過，但最好玩的是，東西還沒到手，我們往往就已經開始擔心會失去它。其實你沒得到的東西，本來就不是你的；失去的東西，也不是你的。用佛語講就是『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就像我的貓，她離開了，她就不再是我的人我未來會得到什麼，它也還不是我的，我幹嘛那麼揪心它？

人最痛苦，好像都在為『已失去』和『示得到』糾結。對現代人來說，還最怕在這個滾滾的時代洪流中掉隊趕不上這趟車。拿現在人人關心的房子這件事來說，我還沒買過房子，也沒搭上任何車。昨天我來到上海，路過一個據說是目前上海最貴的樓盤，幾年前就有人勸我買它，現在價格已經翻了八倍。朋友每次看到我，都說：你看，後悔了吧，假如當年買了，現在不就可以退休了嗎？的確，這話沒錯。但假如我一直為這事懊悔，結果飛機掉下來，生命最後那一刻，我還在懊悔沒買房子的事，你說，這樣的人生多痛苦啊。

讓你痛苦的，不是你沒有搭上車，而是你總是想著自己沒搭上車的那個念頭。在香港有很多人四十歲前幹活乾得很拚命，希望可以提早退休享受生活，結果退休後卻因為早年弄得滿身傷痛，沒兩年就過世了，本該享受的生活從來沒有出現過；也有些人，你覺得他境況好慘，年輕時沒幫自己打算好，退休後還得出來繼續工作養家但你跟他一聊，卻發現人家活得自得基樂。人對現在狀態是什麼感覺，比外人看他是好是壞，重要多了。

有位法師曾說過這樣一個例子： 當有人拿一根棍子打你，你會不會生這根棍子的氣？當然不會。因為打你的看起來是這根棍子，其實是拿棍子的那隻手。但你也不會氣那隻手因為你知道，手也只不過是被利用的工具這麼分析下去，你會發現，那些傷害你的人，就跟棍子和手一樣，被他也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操縱著。這時你不會生氣，只會覺得他很可憐。

然後往深處想，其實我也難免會做一些傷害人的事，會被一些我自己都控制不了的東西蠱惑。但佛法好玩在它也不鼓勵人自責太多。要寬容別人，也要寬容自己。老活在對自己做錯事的愧疚感裡，跟活在對別人的仇恨中是同一回事。不是說你不要去改變，而是先放下罪責感，然後去想以後怎麼做才不會重蹈覆轍。

快樂或不快樂，都是背後有東西在推動你，你要清醒看到那個東西是什麼。我們的大腦聯想能力很強，常常從A點蹦到H點再到F點，繞一大圈之後說不定又跳回A點。這個過程裡，我們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想這些東西，而是讓意識隨波逐流。想要清醒，就要『唸唸分明』。

有個練習方法很簡單，人人都可以做到，就是『觀呼吸』。這個過程很有意思，一呼一吸間，你會想很多東西：我要坐多久啊？我等下晚飯吃什麼？諸如此類。當這些雜念來時，不要跟自己說『不行，快回來』，也不要責怪自己『怎麼又走神』。正確的方法是當一發現有雜念，就只跟自己說三個字『知道了』，甚至別說『我知道了』。很奇妙，當你一想『知道了』，雜念自然就跑掉，你原心就定了。等心定了，你就可以開始關注呼吸怎麼吸進來，怎麼呼出去，進來的時候是涼的，出去的時候鼻孔感覺是熱的。慢慢這樣的練習做多了，你平常觀察自己，觀察環境的能力就會變強，你的心就不容易散亂，不容易跟著別人跑掉。」

越能放下自己，就越容易快樂

「對現代人來說，愛情也常常是喜憂參半。我們聽過太多女人為男人變心而心碎的故事，也聽過太多男人為什麼會花心、好色的理由，甚至有人對此提出生物學理論，但我想說的是：人並不是自然的囚徒，人有能力擺脫本能的束縛。我們今天所有的道德規範，都來自對自然本能的約束和否定。

我承認，在花心這個問題上，男人可能有各種各樣的理由，甚至有客觀理論支持，但這些都不表示可以成為一個藉口或必然發生的事。在愛情世界裡，男人對女人的誤解，女人對男人的迷思，也許的確有很多客觀事實依據，但我相信，處於每段關係中的兩個人都是有能力去改變這些東西的。

在愛情中，往往越沒有自己，越快樂。太強調對自己的滿足，是欲，不是愛。慾望這個東西可怕在，它永遠滿足不了。好比買車，你總會遇到更好的車，有了勞斯萊斯，還希望有布加迪，還希望純個人定造；搭飛機，搭頭等艙，不如買私人飛機，國產的還不行最好是灣流公司出產的最新型號……你會發現，這個過程永遠無法滿足。在愛情裡也是這樣如果你總想滿足自己，你就永遠不會得到終極滿足。當你越能放下自己，投入像冒險一樣的過程裡面，你才會開始快樂。」

越不期待目的，越能得到意外驚喜

「我們常說：生有涯而知無涯。於是常常有人要我開書單，希望能在有限時間裡多讀有用的書。可我總覺得讀書到底有用沒用，我沒辦法幫別人回答。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一些起初看來很沒用的書，有時卻會變得很有用，這個有用，是超出你原先想像設定的範圍。

我這輩子到現在，擁有的或者獲得的最巧妙的想法，恰恰都來自讀之前沒想到它會給我帶來這種用處的書比方我前陣子在讀一本台灣社會學家寫的，調查在台灣工作的菲律賓女傭的書。在那本書裡，我很意外地讀到一些想法，可以幫我理解今天中國民族主義的問題。你看，這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我卻從中得到啟發。

我們總希望做的每件事、度過的每一刻都要有用，於是不再留時間散步了，不願意坐在窗下發呆了，換句話說我們不閒了，這樣其實少了很多孕育靈感的機會。當我們失去這些機會，人就不太會有大的變化，很難跳出原有格局。

為什麼？你看『用』是什麼意思？它就是你設想好的目的。當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滿足那些既定目標你就沒墨汁發現在這個目標範圍外，更廣闊的可能性是什麼。所以讀一些無用的書，做一些無用的事，花一些無用的時間，都是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個超越自己的機會。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變化，就是來自這種時刻。」

《悅己》雜誌2010年12月

梁文道：香港人真是愛革命（《港澳檔案中的辛亥革命》）

在十多年前的時候，我讀一些很奇怪的革命歷史的書籍裡面，慢慢發現原來香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時候，真的是個很獨特的環境。那個環境原來是跟整個東南亞的革命情勢有關，我講的可還不只是辛亥革命。包括越南的獨立運動，他早期很多成員都在香港活動，應該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越共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是在香港召開的。然後菲律賓它的很多的獨立革命運動的英雄人物也都常常躲在香港或在香港籌劃菲律賓的革命事業。當時在夏威夷也有一批人是希望夏威夷獨立的，那批人也常常在香港活動。可以說香港真的是一個反動顛覆基地，更不要說是後來的反滿革命。

今天給大家介紹一本書，叫《港澳檔案中的辛亥革命》，作者是霍啟昌教授。他是曾經在香港大學任教擔任20年，現在是香港大學歷史系的榮譽教授。他過去關於孫中山跟澳門方面之間關係的一些研究，大家記不記得上禮拜我介紹另一本書的時候，那位作者還回應過他。今天我們就來看看，他這本書裡面，他怎麼樣扒書，香港跟澳門裡面所存的一些檔案，去提出一些對當時辛亥革命一些觀察，革命事業的一些觀察。然後這些觀察可以補充過去傳統上革命史的研究，太依賴的是官方認可的，或者官方擁有的某些正典化的革命檔案。現在他就找到一些別的東西來說明那段期間港澳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

他就說到，「在1895在1911這段期間，大多數的起義都是直接在香港組織的，因此香港著實對革命事業起了很多作用。哪些作用呢？第一，每次起義都利用香港當基地，策劃、準備工作中心、聯絡站都是這兒；第二，香港又是籌集和分配經費跟軍火的中心點，每一次要什麼火藥槍械都是外地購入香港，然後從香港轉運進去，又每一次革命起義的經費也都是向香港的愛國華人募捐而來，最後香港不只是他們大家聯絡的地方，還是每次起義失敗之後革命隊伍解散逃難的地方，也是逃到香港。香港真是革命的前哨基地跟大後方。」

這裡面就說到，「要維持這麼龐大的一個革命事業的運作，需要一個不少的經費來維持。革命黨的經常開支不止如此。他們還要在香港辦報宣傳，每一次革命起義需要一筆更巨大的額外經費的援助，這一切都需要在香港募款。」最初孫中山是希望在夏威夷或者美國募款，結果發現在那邊募款不如在香港募的多，因為香港的富商好像尤其比較能夠同情他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們看電影都看過，看很多書報都提過，有一份很重要的報紙在當時在香港創辦了，那就是革命報刊《中國日報》。它是唯一能夠連續出版達13年之久的革命刊物，而且它一直宣傳民族主義，宣告自己是中國革命提倡者之源主，在創刊號裡面，它就毫不遲疑的讓讀者知道報紙取名為《中國日報》的理由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然後霍教授說，這很可能是對中國人民提出民族主義的第一次宣言。而這樣的民族主義第一宣言就是在英國殖民地香港上面的這份《中國日報》提出來的。

除了要宣揚這些革命的思想跟意識形態之外，還要有一班就是剛才我提到的，同情革命運動的富有商人。除此之外還要有一批人能夠暗中保護跟爭取外國政府協調聲援革命運動的這麼一些有辦法的上流社會的人，還要有一批武裝精良視死如歸身先士卒，敢在最前線衝鋒陷陣的人物，那這些人好像香港那時候不曉得為什麼都不缺。

現在有個問題，就是很多人就講到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從何而來的時候，他常常說一句話，說他是在香港而來。但是這些話坦白講，我們後來都覺得不能夠太當真，為什麼呢？因為孫中山他的自述常常多變，常常很多矛盾的地方，他大概去了什麼地方對著什麼人，就喜歡說一些當地人愛聽的話。可能來了香港，看到底下都是香港同學，就跟香港同學說我這革命思想是香港來的也不一定。

這裡面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當時他在香港所謂四大匪在一起談反滿的時候，他們談的真的是革命嗎？這裡面霍教授就認為，「李敖的很多年前的一個看法值得深入探討，就是他認為孫中山在香港經歷了一個重大演變，就是在他上書給李鴻章之前，他那個時候是改良派，後來是上書李鴻章不理他之後才變革命派。」這裡面就要說說明就是，他並不像傳統的把孫中山當成聖人般那種革命傳記裡面所描述的，他好像天生就革命，從頭就革命。那麼在這裡面霍教授就說，他認為呢，在他看來，孫中山在港澳期間的思想其實又是改良又是革命，這裡面有沒有矛盾呢？他認為這個矛盾的意思其實就是看到孫中山他是個戰略家，是個策略家，簡單的講就是他靈活多變。大家喜歡聽講改革的時候他講改革，喜歡講革命或者能夠講革命的時候他就講革命。

這裡面我們要說到，其實除了這個革命是受到香港的很大的孕育之外，其實就連改良派跟香港也有某些關係。比如說這裡面就提到說，當時康有為1879年路經香港的時候就對這個殖民地的建設印象深刻，他說，「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後來梁啟超也證實了，這就是他的老師開始鑽研西學的源頭。他說，「先生當時到了香港、上海，當然還有上海，看到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已經是這樣，本國更進步。思其所以至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為本源。」

在香港不只啟發了當時很多的知識分子，路過知識分子對於一個不同政治體制的想法。同時一般的香港人也很奇怪的對於革命有一種很奇怪的支持。比如說這裡面就當年一份英文報紙，斷言每100名香港華人中有99名同情亂黨，其中又有70%是狂熱不顧一切的同情亂黨。而1911年11月6日一個中文報紙收到一個假消息報了出來，說北京已經陷落，滿人逃跑，結果當時平靜的香港全部沸騰，滿街的華人衝到街上放鞭炮，當時的總督還很頭疼，原來是英國是不准華人放鞭炮，但華人連放了好幾天鞭炮，就是要慶祝革命成功，滿街的華人都太高興，香港人真是愛革命。

梁文道：算賬

【飲食男女】今天在中國做生意，最要緊的就是膽量，尤其要夠膽定價。前陣子認識了一個市場營銷高手，他曾經做過一家新創立沒多久的白酒品牌，如今這個牌子已經穩站市場前列，成了馳名高檔貨。他說秘訣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咬住貴州茅台不放。

無論去到那裏，不管一瓶茅台要賣多少錢，總之這款新酒就是要比茅台貴兩成。結果所有客人打開酒單，一看這個連聽都沒聽過的陌生品牌竟然比茅台還要「高貴」，當然想都不想就叫來試試。它到底是不是真比茅台好喝？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夠貴，於是請客的人有面子，送禮的人有情義。就是這麼簡單。所以我們就能明白一條取價過千的香煙，一盒一萬元人民幣的月餅，以及一份打破十萬人民幣大關的聖誕套餐是怎麼回事了。

兩年前，我聽說北京開了一家日本懷石料理，一個人最低消費是一萬人民幣，而且還要爆滿，訂不到位，便以為還是那套「中國模式」的定價在做祟，頗不以為意。後來京城一位開書店的朋友跟我說了好幾回，那家餐館的老闆汪先生是個有意思的文化人，願意大家坐下來聊聊日本文化種種。於是我便放下自己從不接受餐廳東主請客的習慣，去會一會這位住在京都，時常寫些飲食散文的同行。

雖然開在一家不怎麼樣的酒樓上，但這家店還是能在北京的高空呈現出一股濃濃的京都味，從障子到榻榻米，全是日本匠師親臨製作的上等貨。少了一方坪庭，多了一排居高臨下的窗景，也算別具特色，真要挑剔，就嫌那掛畫置花的「床之間」上竟放了一罐罐魚子醬促銷，煞了點風情。

店名「花傳美濃吉」，是京都二百八十年老字號「美濃吉」的唯一海外分店，她標榜完整無缺的正宗和風。不只搬來京都的設計和家具食具，甚至連人手也全部來自日本，服務生裏沒有一個中國人，廚房就更不用說了。但是我仍然懷疑，她真值得食客付出那麼大筆銀両？就算去到美濃吉「竹茂樓」本店，最貴的會席也不過三萬日圓多一點，才是這北京分店三分之一的價格。

「京野菜很難耐得住這麼艱難的運送過程，我們只好在其他地方下手，盡量挑選比京都本店更好的更罕見的食材」。店東汪先生就像所有在日本住得太久，而又全心沉浸彼邦文化的中國人，講起話來帶着股日本調。不是口音，而是認真說話時的神態；音量不大，但每個字都很用力，額頭下垂，眉宇輕皺，好像要強調些甚麼似的。看得出來，他是花了大力氣的，盡量不做妥協。所以他們的出品也回報了這番苦心，八寸裏的黑豆豆腐粗中有細，烤物裏的鰺魚泥工序繁複但不損原魚鮮美，的確是整個華人世界中做得最合格的懷石了（包括香港和台北）。

我喜歡這位汪先生的吐屬見識，欣賞他的堅持。只不過這一切還是不能說服我，因為我會算術。假如我要花一萬人民幣來吃一頓正宗京懷石，那為甚麼不乾脆搭一趟飛機跑去京都吃？如果買張廉價套票，省下來的錢就甚至吃得起「吉兆」了。要知道時勢不同以往，如今貴為日本懷石頂峯的吉兆也有四萬日幣埋單的機會。而美濃吉雖是歷史悠久的老鋪，但也和許多大名鼎鼎的日本老鋪一樣，不算最好，也絕不算壞，中上而已（單以食物而言）。

京都的地下水特別柔軟，此所以在京都吃到的京料理迥異他處。於是汪先生一股腦地把水都送過來了，並且不只是做菜煮飯，而是連tap water都要京都土產。這下可好，這一大筆空運費用加上可觀的碳排放，一餐晚飯不只天價，還極不環保。值得嗎？汪先生大概沒見過有人從污染環境耗費能源的角度來挑戰他，只好嘆了口氣：「唉，為了原汁原味，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話說回來，為了一嘗正味而專程去京都，豈不也是既奢侈又破壞地球？

看來，只要想毫無遺漏地品嘗異地風情，不管是做到不必飛去京都也能吃到真正京料理的地步（以及任何不去巴黎也能吃到法國美饌之類的舉措）還是為了口腹之慾而專門旅行，都必然是奢侈的，對錢包奢侈，也對環境和全人類的命運奢侈。這筆賬不容易算清。

梁文道：公關危機？

本來不想再說唐英年了，免得人家以為我是梁振英的「支持者」(「支持者」，多麼奇怪的說法，他倆用得著我們的支持嗎？)不料唐唐活得燦爛，自動奉上源源不絕的話題以解市民永日之困悶。最新一則自是轟動全城的緋聞事件。

婚外情到底會不會影響一個政治人物的前途呢？這得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講原理，另一方面是講現實。講原理，我們看的是他的私生活與其政治判斷和決策能力的關係；講現實，我們看的是他所身處的社會，尤其是人民百姓對這類事件的看法。單說原理，我不以為政治人物一定得是從不犯錯的聖人，甚至連「不貳過」都用不著(絕不再犯同樣的錯誤，那是孔子最鍾愛的弟子顏回的境界)，原因已有他人講述，毋庸贅詞。

值得討論的倒是涉及公眾觀感和情緒的現實面向：香港市民會不會接受一位有過婚外情紀錄，而又永遠保持「住家男人」好形像的特首呢？我們有沒有意大利人那麼開放，笑看領袖搞完一個接一個，直到「衰十一」才勉強把他送上法庭？照理說，以香港人之保守，TVB傳統教育之成功，唐英年是萬萬選不上特首大位的了；就算上得了，那也定是歷盡艱辛，危機重重。

只不過這個所謂的「選舉」其實和絕大部分香港人沒有任何關係，所以我們信不信任唐英年也好，他有沒有私生子也好，都根本不會影響到他的「選情」半分。所以我完全不以為這次緋聞是趟嚴重的「危機」。你看《阿凡達》，總不會以為片子裡頭那顆星球原住民的「滅絕危機」是真的危機吧？這就是當看客做觀眾的幸福了；不管戲裡頭的地球是否快要完蛋，不管主角的命運是否九死一生，戲一完，我們出門照頭就是明媚春光，世界依然運轉如常；所有的緊張所有的激動都是假的。

梁文道：辛亥百周年－－去南方

【明報專訊】一九八九那一年，中央電視台以六集《河殤》震動了不少大陸青年。就連香港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受到感召，熱熱鬧鬧地談了一陣子「黃土文明」與「藍色文明」的分別。回想起來，那套紀錄片的主題其實簡單得很，無非就是指出中國人總是背對海洋，面向平原，一天到晚念念不忘黃河這條「母親河」，結果閉關自守，困處黃土之中，成了一個封閉保守的內陸文明。

只要轉身一看，我們不難發現大海之外別有洞天，那便是開放大膽，冒險進取的歐羅巴「藍色文明」了。我還記得其中一集談到了深圳，稱讚這個新生特區的實驗精神，宣稱鄧小平的偉大眼界總算「終結了幾千年來背向大海的歷史」。

說來奇怪，當時我們一群香港年輕人明明天天對著蔚藍色的無敵海景，怎麼也會相信《河殤》的誇誇其談，真以為自己是又封閉又保守的「黃土文明」的一分子呢？

這就和某些可能一輩子都沒在黃河流域生活過，但又動不動就把可黃河掛在嘴上的香港人一樣，覺得自己身上流的血全是黃河水，卻，渾然忘記了自己身處南海之濱的現實。


二○○九年，香港導演陳德森推出了《十月圍城》，這部電影被許多香港影評人推崇為辛亥革命的港式解讀，因為片子裏犧牲掉的許多英雄都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的抽象理念而捐軀，卻是捨命於主僕之情、朋友之義等江湖味十足的庶民倫理。換句話說，它的「港味」就在於它印證了那種似乎十分悠久甚且十分真實的香港傳說﹕香港人不懂也不在乎民主共和等「假大空」的政治目標，只知道做人要講義氣重感情，而且為了義氣感情可以放棄平日腳踏實地的經營生活，做出驚人的非常之舉。

再一次地，我們忘記了自己是誰，也忘記了自己曾經有過的歷史。那種「港味」的自我理解，就像這部電影在每一個人倒下時都以文字打出死者籍貫，強調他們來自全國各省，好營造出八方豪傑會香江之氣勢的做法一樣不真實（事實上，當時在港參與革命活動的幾乎全是廣東人）。回顧當年，如果說連香港人都不懂得什麼叫「革命」什麼叫「民主」，恐怕全中國也就沒有第二個地方的人會曉得這些名詞的意思了。

「中國不能說有一個好的政府，它與英、美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國家相差很遠。中國當權者有成千上萬，據說，從最高層到最基層，只有極少人在履行官職時誠實忠心，想到人民的利益，並公正地對待百姓……公認的意見是﹕從最高級到最低級的官員，全都是敲詐者。勒索他們能抓到的每一個人。如不給他們行賄，幾乎無一人能掙脫他的手指頭而滑走」。

上述這段話出自一個十幾歲少年的作文，他是1840年代位於港島摩利臣山的「馬禮遜學堂」的學生（「摩利臣」就是著名傳教士「馬禮遜」的港版翻譯）。舉目中國，除了香港和澳門，當時不太可能還有他處少年能具如此見識膽氣。

南方海洋中國的北伐

孫中山、楊衢雲等革命家的故事已經不用贅言追溯，這批革命家和香港的關係也早有太多人說過。我不是歷史學家，只能在這極有限的篇幅裏面大膽地簡化歷史，提出一種角度甚或偏見去激活我們紀念辛亥革命的討論。那個偏見便是﹕辛亥革命其實是一場南方海洋中國的北伐。

我所謂的「南方海洋中國」（或者「大南洋」）是一個和《河殤》裏的「黃土文明」截然不同的歷史世界；它北起福州，包含了廈門、泉彰、台北、台南、潮汕、梅縣、珠三角、港澳、海南、馬尼拉、河內、芽莊、會安、檳城、吉隆坡、新加坡、巴達維亞（即今之雅加達）、泗水、萬隆，然後一直去到仰光等不同地區和港埠。這片區域裏的華人不止親近海洋，而且習慣異族。他們在出海即被視作「奸民」的年代裏就視王法於無物，冒險泛舟。他們周旋於日本、占婆、暹羅，以至於荷蘭、西班牙和英國、法國等西方各殖民帝國之間，靈活機變。而且這些碼頭彼此往來密切，形成了一大串從中土至海外的流動網絡。今天香港的《星島日報》、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以及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其創辦人皆為緬甸的胡氏兄弟。港大「陸佑堂」紀念的是馬來亞錫礦大王陸佑，廈門大學則是新加坡的陳嘉庚。在東南亞各殖民地紛紛獨立以前，這些人來去穿梭，輕鬆得就像《花樣年華》裏的梁朝偉，說去新加坡便去新加坡，今天買票明天上船，彷彿它沒比大嶼山遠多少似的。

華僑「愛國」的笑話

今天說起這片區域的名人，很多人都仍然習慣地加上「愛國華僑」這四個字。具體談到辛亥革命，在分析「華僑」何以為「革命之母」，孫中山的革命經費又何以有八成來自海外華人的時候，大家也還是不經思考地就說那是「因為他們愛國」。問題是為什麼他們愛國會愛到要不就君主立憲，要不就乾脆革命的地步呢？當時的北京人或者山西人會用這種方式來「愛國」嗎？為什麼革命的財源幾乎盡出南洋？像陳少白、胡漢民、汪精衛這些最早發動革命的領袖，為什麼全是廣東人？就連溫和一點搞改革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也還是我們廣東老鄉。

至於說這一大片地帶的人有「向來愛國的傳統」，那就更是笑話了。首先，宋元之後，福建廣東兩省出海討生活的百姓從來就被中央王朝敵視，鄭和下西洋的其中一件小差事就是順手抓捕這些人回去治罪。西方帝國支持自己的商人海外拓殖，明朝官員卻教佔據馬尼拉的西班牙人放心，當地經商的華人死活不關北京的事，你們愛怎麼對待便怎麼對待。其次，歷史上這些人也一直沒有太重的國家觀念，唯一重視的只是原鄉宗族之情。他們在海外以語群和地方為基礎的會黨械鬥，其慘烈尤勝於與異族相爭。直到近世民族主義興起，他們才一一愛上遠在北方的中國（妙的是，他們也很可能比北方華人更早形成民族國家的觀念與認同）。

「私通外國」有一手

最後，這些人「私通外國」的歷史特別。唐朝如此開放，皇帝還要下令番禺（即今之廣州）刺史得看好野性難馴的廣府人，別讓他們老是和住在當地的十二萬伊朗人和阿拉伯人通婚生雜種。更精彩的是明代的倭寇，表面上是所謂的東瀛浪人，主事者卻多半來自閩南，所以深入內地破城劫掠的時候特別熟路。倭寇以後，海盜繼續幹着這種勾結外人的事業。例如鄭成功的老爸鄭芝龍，手下艦艇三千餘艘，是控制整片華東及南洋水域的海盜霸主。他的艦隊裏就有日本人、朝鮮人、新畿內亞人，甚至非洲人。在澳門上學，受過天主教洗禮但又崇拜媽祖的他，會說一口流利的日文、荷蘭文、西班牙文與葡萄牙文。此外，他也是日本劍道的高手，興致一到還能在海上來手西班牙結他，與眾同樂。鄭芝龍的夫人（即鄭成功生母）是日本人，但他也曾和另一位大海盜李旦（洋名Andrea Dittis，又號Captain China）有過同性伴侶的關係。鄭芝龍一會兒歸順明朝一會兒歸順清朝，當然說不上愛國；可他又打劫荷屬東印度公司，逼得後者退避三舍，回頭則救濟福建百姓，號稱中國東南的「海上長城」。你說這是一個「黃土文明」的產物嗎？這種角色，北方人大概連想像都想像不出來。

到了清朝，與南洋聲氣相通，而民間自主之風甚盛的東南地區更是中國的造反大本營，先有組織擴及整個東南亞的天地會，再有孫中山的偶像洪秀全（閒話一句，影響洪秀全思想極深的梁發，也是馬禮遜的廣東弟子）。同時這一帶又是引進西學的思想震央，出過福州嚴復和珠海容閎等力圖革新以挽大清國運的文士。請問，革命如果不從這一角發起，又豈有他處？特別是海外華人，其中固然不乏保守的傳統士紳，但比起中原北方以為造反就是換人當皇帝的老實百姓，無論是君主立憲抑或民主共和，你和這些南洋客一說，他們馬上就明白，理解毫無困難。畢竟他們真的活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見過其他的制度選擇；甚至在婆羅州上自己建立過一個比美國還要早的「蘭芳共和國」，自治共和。

於是，正當北方義和團還在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燒教堂殺洋人的時候，從南洋傳到廣東福建的觀念新潮已經一浪疊一浪地往上衝了。再加上後來江浙湖南等地的留日青年生力軍，南方革命之勢遂成，不可退卻。清帝退位前夕，袁世凱在發給張謇的一封電報上說﹕「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猶之在南不易言君主」。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日的《民國日報》在回顧武昌起義時也提到﹕「倡義者多南人，而作梗者多北人」。直到國民黨北伐，這種「南新北舊」的印象仍是時人共識，所以才會有許多滿腔熱血滿腦理想的北方青年成天到晚喊着「去南方」。

「去南方」！今天我們活在香港，南方之南，每天卻見群丑一時「勸退」，一時又要「等北京祝福」。念及前賢往事，怎不叫人惆悵？又怎能不思作為？